近年來，“征地”幾乎成了腐敗、暴力、沖突的代名詞；哪里征地頻繁，哪里就出現官員腐敗、社會沖突甚至家庭悲劇。中國的征地就會產生太多的問題。在農村的城市化過程中，在相當一些地方，征地往往意味著補償過低、農民流離失所、官員和開發商中飽私囊以及國家規定的耕地紅線受到威脅。城市土地本屬于國有，因而一般不涉及征地，但是除了耕地問題之外，城市改造過程中的大規模拆遷也產生同樣問題，而對于征地或征收(如房屋產權)造成的大量社會問題，國家卻缺乏有效的解決方案。

　　然而，政府征地或征收卻是經過1982年憲法授權的，而且不僅中國憲法如此規定，外國憲法也都同樣授權。各國憲法都普遍授權政府征收，但前提條件是征收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并給予“公正補償”。如果中國和發達國家在憲法規定上有什么差異的話，那就是中國憲法只規定了“補償”，而不是按照公平市價的“公正補償”。別看只少兩個字，帶來的社會后果卻絕非這么簡單。如果不按市價給予補償，那么地方政府即使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但是法律規定的補償標準過低，而政府征收之后可以按更高的市價賣出土地，從中坐收征地差價，那么征地就成了地方政府一本萬利的生財之道，更何況不少地方并不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由此產生的后果顯而易見，在此不贅述。發達國家的憲法規定“公正”補償、取消征收差價，并通過獨立的司法實施公正補償標準，正是希望消除地方政府的征地沖動。

　　在不能保證公正補償的情況下，征收的另一條憲法要求——“公共利益”——是不足以遏制權力濫用的。這是因為“公共利益”太抽象、太模糊、不具備可操作性，以至不論什么征收項目，總是多少可以和它沾上一點邊。如果說修建高速公路屬于“公共利益”，那么辦工廠、建商廈就一定只涉及純粹的“私人利益”嗎？有人主張按照是否營利為標準，但是高速公路本身就是一種營利很高的產業。關鍵在于，在“公共”和“私人”之間不存在一條絕對分明的界限，因而通過“公共利益”限制征地行為的希望注定要落空的。這是為什么有些國家(如日本)通過法律明確規定什么是屬于符合“公共利益”的征地，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法律去做，難免產生削足適履的結果，有的項目徒具“公共利益”的外表而在法律上一路綠燈，有的項目則確實需要強制征收卻被排除在外。這也是為什么絕大多數國家的法院都放棄了界定“公共利益”的努力，幾乎將其作為一個不適合司法干預的“政治問題”。有些國家(如美國)主要靠代議機構確定征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有些國家(如德國)則主要依靠行政機構的自律。

　　目前，中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征地過程中不發揮作用，地方司法也難免受到當地政府的干預和影響，而在公正補償得不到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既不能期盼地方官員在巨大的利益驅動面前潔身自好、守法自律，也不能奢望這種源于切身利益的強烈沖動能為“公共利益”這樣的彈性條件所約束。換言之，目前憲法關于征收的規定完全不能制約征收權的濫用。事實上，憲法規定的“公共利益”不僅沒有約束征收權，反而成了地方大肆征收的權柄，似乎一旦“公共利益”存在，地方政府就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征收。然而，這個邏輯顯然是不成立的：即便具備“公共利益”，政府也不一定有必要動用征收權，而是可以任由開發商和農民或城市居民自愿達成協議；“公共利益”只是政府在行使征收權之前所必須滿足的一項條件，但是它并不要求政府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主動行使這項權力。雖然根據發達國家的憲法，“公共利益”加“公正補償”似乎構成了征收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并足以控制征收權的濫用，但是中國自有中國的國情，因而不能完全套用外國的邏輯。尤其在目前公正補償沒有保障、“公共利益”限制又靠不住的情況下，有必要對征收程序和啟動條件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則就無法解決征地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種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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