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的新自由派日程中，醫療保障被視作中心。在現行醫保機制下，美國納稅人只有在年滿65歲后，才能享受醫療補助(Medi-caid)，另一項政府項目醫療保險(Medicare)，則只惠及一部分窮人。其他人不得不自費購買私人醫療保險，或參加雇主支付的醫保計劃，那些無力支付者——約占美國總人口的15%——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在這一點上，美國在富裕國家中很與眾不同——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將其看作貧窮社會。

　　克魯格曼認為，最好的政策是擴展政府的醫保項目，使醫療補助能夠惠及每一個人——但這需要大幅增稅，他認為實現的難度很大，因此，他提出了幾項更具操作性的對策：首先，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補助，使他們能自己買得起醫療保險；其次，通過將保險公司的保費與購買者居住的城市或郡掛鉤，而不是與個人掛鉤，而使保險公司不再對低收入者設定過高的保費；第三，迫使每個人都購買某種類型的醫療保障，杜絕免費搭車者；第四，在自愿的基礎上，向每個人開放醫療保險項目。由于政府在提供醫療保險方面更有效率(管理成本較低)，意味著私人醫療保險機構將逐步淡出。

　　當然，共和黨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處在危險關頭的不只是醫保和稅收，正如克魯格曼指出，更有政府的作用本身。如果自由派能夠證明“政府”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那么保守派所叫囂的“政府只是無用的官僚機構”、“只會干預經濟”的說法將不攻自破。

　　讀《一個自由派的良心》，我們能夠見識到克魯格曼對未來幾年美國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洞察與預言，但這還不是全部。我讀了這本書，對中國當下所面臨的環境及挑戰有了更多的理解，事實上，中美之間有一些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

　　當今中國與1920年代的美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那個年代的美國經歷著經濟繁榮，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大資本家已經聚集了大筆財富，普通工人生活貧困，收入失衡迅速拉大，社會緊張開始浮現。不同之處在于，隨后美國遭遇了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并于1941年12月卷入了二戰。大面積的失業意味著羅斯福新政能夠獲得廣泛支持，激進的政府方案能夠迅速成為可能，醫療和失業保險出臺，大量商業監管規則出爐——企業并購，資本市場，環保——今天我們司空見慣的概念紛至沓來，工會的隊伍壯大。與此同時，戰爭允許政府實施大范圍的工資控制措施——低收入的工人因而能夠獲得超過老板的工資增長。這些措施的影響是巨大的——社會不平等被降低了。

　　至少在我看來，這段歷史留給我們三點經驗和教訓。其一，政策能夠在不傷害經濟的前提下幫助降低社會不平等。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提高了——從1920年代的24%提高到羅斯福第二個任期的29%，然后一提再提，到1950年代，最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率達到91%。對貧困群體的社會保障力度加大。1930年代，非農就業者中的10%加入了工會，到194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33%，結果是社會不平等降低——一個中學畢業的普通工人1950年代末期的實質收入與今天一樣多，而當時的美國經濟基本上是健康的。

　　其次，這些政策是有爭議的。羅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與美國遭遇大衰退和世界大戰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廣泛的支持和非常強勢的政府，到了1980年代新政開始飽受抨擊。克魯格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利益集團將怎樣無所不用其極地操縱公眾情緒，比如借口種族、墮胎、槍支，甚至利用原始的民族主義來蒙住公眾的雙眼。低收入者因而會將選票投給共和黨，即便在經濟上他們會成為輸家。

　　第三點教訓克魯格曼一帶而過了——即有時候政府也會做錯事。政策不當會造成巨大的浪費。稅收滾滾的時候政府很容易變得掠奪成性 (前面提到的91%的稅率高到離譜！)。高成本的監管容易阻礙商業發展。工會勢力迫使工人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時，國家經濟會降至冰點——1970年代工會運動幾乎鬧騰得英國經濟陷于停頓。隨著1980年代美國改革新政設立的機構以來，經濟增長率——以及新增就業獲得了巨大的增長。今天美國經濟最令人驚異的一點是其創新和創造價值的能力。

　　重建一個社會需要視野和膽識。政府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擅長的，什么事情交給市場更好。建設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是可能的——更高的累進稅等政策不會必然地損害經濟繁榮。但要有一個詳盡的方案，要擁有識別特殊利益階層布下的迷霧的慧眼，并能不斷推進創新政策，及時放棄不能發揮作用的政策。美國有望在不久的將來這樣做。

　　(作者系渣打銀行中國研究部主管，楊巖春譯)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