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這幾年，各級政府加大了推行“陽光財政”的力度。比如，實行部門預算改革，使得預算款項更為精細、完整；提前對新代表開展預算審議方面的培訓；允許代表把曾為“機密文件”的預算報告草案帶離會場、留作長期監督的依據。

　　胡怡建：人大代表在人代會上對預算草案進行集中審議，固然應當構成政府預算監督審議工作的主體部分。但是，隨著政府對于預算管理的愈發重視，預算審議工作的內容、流程被不斷豐富、完善，人大代表監督的局限性就凸顯了出來。出于審議時間有限、精力有限、專業知識有限等各種原因，大多數代表可能只來得及看完自己所在部門的預算，發現的問題也有限。我認為，條件成熟的話，政府的預算開支應該逐步向社會大眾公布，而不僅僅是向人大代表公布。向社會公開，是對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應有的保障。首先，能讓公眾了解公共收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百姓形成納稅責任感，培養社會主人翁的意識。其二，方便百姓了解、關心政府的開支、政策導向與支出重點，感受到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實效。第三，更有利于社會各界對于政府各級部門執政行為、績效的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大家都看得到，有了社會公眾的關注與監督，問題自然也就少了。還可以組織、邀請專家咨詢委員會就整個預算決策過程進行研究，設立一些申請查閱渠道。專業“腦庫”的助力，能彌補人大代表專業性上的不足，更深入地提出質詢，給出專業意見，通過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幫助公共財政體系進一步完善。

　　主持人：那么，如何看待2007年的預算大比例超收呢？

　　胡怡建：為何每年的計劃和實際執行結果差異那么大？我認為，一方面是預算管理的觀念。明明預計可以增長到15%，列計劃時只寫7%~8%。持“超出預算獲得的財收總是好的”、“完不成計劃的總是壞的”等“簡單”想法編制、管理預算的，不在少數。于是，“達概”、“突擊用錢”現象至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出現了優化資金使用后預算結余，卻遭到批評的情況。至于是否考慮資金的優化支出效率，使資金效益最大化、公眾利益最大化，倒并不最重要了。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們的預算科學水平和預算能力還有待提高。預算本身質量欠佳，也影響著預算的法定約束力的實現。現實執行過程中，年年都存在事后調整的情況。而這些調整大都沒有像年初的預算那樣嚴格依法審議、執行，往往成為政府部門的自有資金得不到合理的使用、監管。可以預見，提升預算質量、提高預算決策水平，將成為下一步預算制度改革的重點。

　　能否用好、管好超收收入？我個人認為，對于深化預算制度改革意義深遠。因為超收收入的出現、使用關涉到預算管理的方方面面。預算收入增長來自何處？政府在排摸清楚之外，也要對接下來可能存在減收的情況進行備案、為保持下一年度的公共收支平衡做好準備。如何合理安排超收收入的使用？要避免“再多的錢，有多少，花多少”。在財政收入豐厚的年份要考慮對資金進行一定比例的儲備，這樣遇到短收年份，可以專門用于彌補預算執行收支缺口。遇到諸如SARS、自然災害等公共突發事件時，能夠及時調用。尤其對于諸如近年來增長很快、數量巨大的類似土地出讓金的非稅收入，不僅要考慮向民生政策傾斜，而且要考慮如何通過合理安排這部分收入，長期性地造福社會、回饋民眾，服務于整個社會、子孫后代的公共福利的可持續發展。

　　主持人：無疑，這是一項系統工程。就眼下而言，預算制度改革的著力點在哪兒？

　　胡怡建：這幾年持續的財稅大幅增收，使政府從原來更多重視增收，轉為更多思考如何把錢用得更好。我認為，政府預算績效考評體系的研究與試點，應當成為深化預算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也就是說，以前是按需撥款，至于撥錢以后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問得不多。現在要通過制度化的評估，促使各級政府必須考慮預算的效益、效率。作為一個機構，政府也可以嘗試借鑒現代企業管理過程中績效評估、質量管理的思想。具體到預算的執行過程中，對預算流程進行優化，對每一筆預算的支出效率、效益進行科學評估，執行全程的“質量管理”。盡管在評估指標的選擇、量化上，在測評的可操作性上，會面臨很大挑戰。但是，這對于真正形成“為民謀利”的公共預算制度、實現“陽光財政”，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