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中不時涌現出有創新意識的政治家，向社會顯示他們的魄力和智慧。2004年，江西省的官員在當地推動村落社區的志愿者活動，云南的官員在一個縣域范圍里搞黨政領導直選，河北的一位縣委書記在村級村民代表會議上搞制度創新試驗，湖南等省正在加緊村級組織的“黨政合一”試驗……林林總總，不勝枚舉。所有這些并不都是在中央指示下發生的。此外，中國民間組織的力量也在迅速成長壯大。

　　隨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國家在農村社會領域財力投入的不斷增加，我國農村社會結構也正在悄然發生深刻變化。首先，在取消農業稅的同時采取多種“反哺”農村的措施，使農村干部的社會角色在農民心里有了一定轉變，干群關系的改善有了新的基礎；其次，國家在農村投入的增加使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的均等化有了良好開端，農民開始享受到初步的國家公共服務，由此開始確立農民平等的公民地位；第三，農村社會的開放還導致農民對公共品的需求大大突破了村莊范圍，農村由“熟人社會”漸漸轉向市場化的“陌生人社會”，由此產生了對民主法治的強烈需求，從而要求政府服務方式的轉變變得更為迫切；第四，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實施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深入貫徹，農民的組織程度不斷提高，為農村社會的穩定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礎；最后，農業生產力的迅速進步使農民在更深的程度上卷入了市場化過程，農村社會的開放度大大增加，農民的思想觀念有了積極變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

　　當然，對舊秩序沖擊的力量最大莫過于中國加入WTO。中國開始受到了國際規則的管轄，就像歐洲國家受到歐盟約束一般。要說中國社會走向多元化，莫過于這個變化。

　　這些變化的結果表明，多元化發展不會讓中國人的天塌下來。相反，只有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才能創造出和諧社會的基礎。

　　社會的分化同時加強了社會利益團體之間的依賴關系，意味著社會的組織程度的提高。組織程度的提高則會增強社會和諧的可能性。一方面，因為社會組織程度的提高，組織間的信息傳播成本會大大降低，并引起組織間的談判對話成本的降低，使組織間的沖突更容易得到調節，對立容易達成妥協。在這個條件下，國家權威更容易中立，而國家權威越是中立，越容易在利益沖突中發揮調節作用，社會也越容易和諧。另一方面，社會群體的組織化程度提高以后，社會更容易產生立場溫和的領袖，使全社會形成容易對話、妥協的氛圍。

　　如何使改革的風險最小化？

　　我們的改革成功是初步的，但所有未來的改革都更需要有精心的安排，以化解改革的潛在風險。

　　支撐市場經濟有效運轉的首先是要素市場的自由競爭，按這個要求我們的市場經濟還遠不夠自由。資本市場由少數國有部門壟斷控制的格局尚未打破，資本流動的社會化程度還很低；土地所有權制度從根本上說還是一個低效率的制度，土地產權市場不存在，而土地使用權價格被嚴重扭曲，不能反映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導致我國土地資源浪費驚人；勞動力市場也被戶籍制度所分割，以致我國宏觀經濟平衡受制于微觀經濟缺陷，大大降低了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建立更自由的市場經濟，必須從要素市場的更加自由化入手。

　　在社會結構發生明顯轉變的時期，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和國家政策調整在某些方面的滯后，農村社會領域仍存在一些矛盾沖突，一些問題還相當突出。首先，農村土地制度還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土地流轉和土地征用中發生的利益摩擦在一些地方還相當嚴重，對建設農村和諧社會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其次，農民收入水平在總體上仍大大低于城市水平，農村社會還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來滿足自身對公共品的需求，致使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仍然明顯落后于城市。第三，在城市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一些村莊還明顯地走向衰落，這不僅影響農村社會的活力，也給農村社會的治理方式改革提出了挑戰。這些新問題需要我們密切關注。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