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

　　溫元凱，經(jīng)濟學家、金融投資專家。1946年出生，畢業(yè)于南京大學化學系，1973年調(diào)入中國科大任教。1977年向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提出恢復全國高考和出國留學制度，1980年留學法國，1982年回國，向中央上書，呼吁進行教育體制改革。1984年，專著《中國的大趨勢》問世，對當時的中國改革形成了極大的沖擊，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演說家，被港報稱為“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云人物”之一。先后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系主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全國人大代表，參與許多立法的提議，是中國第一部《破產(chǎn)法》的主要提議人。1992年受邀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從事量子生物學的研究。后進入華爾街，三年的銀行投資工作經(jīng)歷使其從一個化學家轉(zhuǎn)變?yōu)橐粋�金融家。1997年回國，投身于中國資本市場運作，致力于金融策劃工作。現(xiàn)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裁。主要著作有《中國大趨勢》、《改革的曙光》、《闖蕩華爾街》等。

　　“不改革就要被開除球籍”

　　經(jīng)濟觀察報：去年是高考恢復三十周年，我們看到有許多媒體在采訪你。

　　溫元凱：1977年以前，我在中國科技大學工作，是一個想當居里夫人式科學家的青年人，是一個在紅旗下長大、追求政治進步的青年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貼了幾千張大字報，被批判為 “反革命修正主義苗子”、“走資派的走狗”。這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震撼。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開始對其產(chǎn)生了質(zhì)疑。文革結(jié)束后，1977年，我給當時主管科技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寫信，反映我在化學基礎研究上受到的壓制，得到方毅回信鼓勵和支持。不久，鄧小平復出，提出召開國務院科教座談會，方毅推薦我參加了座談會。

　　經(jīng)濟觀察報：鄧小平也參加了？

　　溫元凱：對。我非常激動地向鄧小平提出恢復高考、派留學生出國等建議，鄧小平當場采納。在晚宴上，鄧小平鼓勵我說：“溫元凱，你是我們這次會議最年輕的代表，只有31歲，你到我這個年齡就要做出更大的貢獻。”我把這句話當作我一生的最大勉勵。這次會議決定恢復高考、派學生出國，成為一個歷史的拐點。1980年我被派到巴黎大學深造，是建國后派往法國的第一批留學生。

　　經(jīng)濟觀察報：你成為那次會議決策的直接受益人。當時能夠睜眼看世界的人還不多，這次出國對你一定很有震動吧？

　　溫元凱：在去法國以前，我們集訓接受教育。當時教育我們說，你們不要一出國就只看到鮮花盛開綠草成蔭，其實那里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只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才是天堂。到了法國，發(fā)現(xiàn)果然鮮花盛開，到處都是高速公路，比當時的中國不知道發(fā)達多少倍。我們最早是住在大使館的一個招待所，休息日去逛了附近的一個購物中心，發(fā)現(xiàn)人家的商品應有盡有，琳瑯滿目，而且法國的老百姓都有很強的購買力，開著車一買就是一堆東西。我們的教科書一直說“共產(chǎn)主義物質(zhì)極大豐富”，我當時想，歐洲難道就是共產(chǎn)主義了嗎？

　　我在法國認識的第一個留學生是南朝鮮(韓國)學生。他出生在一個很普通的職員家庭，父母親攢了一點錢送他到法國留學。在認識他以前，我對南朝鮮的印象就是樣板戲《奇襲白虎團》，以為南朝鮮人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通過他我才知道，在南朝鮮，一個普通的工人一個月可以掙兩萬元人民幣，只要工作幾個月就可以買車。

　　經(jīng)濟觀察報：睜開眼看到了真實的世界。

　　溫元凱：是啊，我終于知道我們是多么落后、封閉，我們根本不知道世界發(fā)生了什么事！到法國后不久，我們看到城區(qū)有幾座漂亮的高樓，就問法國朋友那里住什么人。我們出國前，北京木樨地有幾棟高樓叫部長樓。法國朋友告訴我們，這是我們接收的東南亞難民住的。我被震動了，難民住那么好的樓，你們有錢人住什么樓？他說有錢人都住在郊區(qū)，都有自己的別墅。后來我了解到，任何華僑到西方去，只要好好工作三五年，都有條件自己買一棟房子。

　　從那開始，我對那種極左的、貧困的社會主義產(chǎn)生了深深的懷疑。我在巴黎的兩年里閱讀了大量的書籍，既有自然科學的，也有社會科學的，希望從中找到答案。在法國期間，我還被邀請到美國、英國、德國、比利時、意大利等九個國家去講學，更多地了解了世界。

　　經(jīng)濟觀察報：當時主要是以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身份進行活動吧。

　　溫元凱：由于到過西方九個國家，我就有比一般科學家廣得多的閱歷。我的一個想法是，我們中國人不笨也不懶，為什么中國還這么落后？關鍵是體制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改革這個體制，中國人同樣可以激發(fā)出聰明才智。我婉拒了一些國家讓我留下來的邀請，決心回國推動改革。于是我回到了中國科技大學。

　　經(jīng)濟觀察報：當時國內(nèi)的思想界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

　　溫元凱：從1980年到1982年，改革思潮已經(jīng)風生水起，鄧小平提出的“不改革中國就要被開除球籍”，已經(jīng)成為知識分子和最高領導層的共識。當時有一批青年學者出版了 《走向未來》叢書，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著作。社會逐漸開放，人們慢慢知道了洛克菲勒，知道了李嘉誠。農(nóng)村實行大包干后，農(nóng)民開始辦工廠，出現(xiàn)了第一批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第一批個體戶。

　　經(jīng)濟觀察報：變革的思想在慢慢發(fā)酵。

　　溫元凱：對。我回到科技大學不久，就給萬里副總理寫了一封信，倡議在中國科技大學實施教學改革，提出八條改革建議。第一條就是科學技術(shù)要面向經(jīng)濟，創(chuàng)造財富，讓社會受益。其他還有改善科技人員的待遇、培養(yǎng)學生注重素質(zhì)教育、允許科技人員流動等。我還自薦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化學教研室的主任兼支部書記。沒想到我這封信很快得到了萬里熱情洋溢的批復。

　　萬里是一個思想開放的政治家，他要求安徽省委支持我。所以我很快就走馬上任，上任不久就炒了三個人的魷魚，其中有一個是造反派，還有兩個是不能勝任教學的教師。我從國外回來看得很清楚，我們大學教師有1/3以上是不合格的。我的舉措自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下轉(zhuǎn)40版

　　上接39版

　　經(jīng)濟觀察報：在科學技術(shù)為經(jīng)濟服務上，有過嘗試嗎？

　　溫元凱：我們通過為工廠解決技術(shù)問題收取服務費。我們很快就為合肥電鍍廠解決了技術(shù)難關，拿到第一筆收入，大概有幾千塊錢，當時也算不少了。我們的老師開始有獎金了，比別人拿得多了，待遇得到改善，反過來促進了科研和教學。我當時還推廣了一個新產(chǎn)品“賴氨酸面包”，兒童多吃賴氨酸有利于骨骼的發(fā)育，有利于長高，很多個體老板借了我的配方做賴氨酸面包，賺了很多錢。因為改革成果明顯，我開始被各個大學請去做報告。

　　“我發(fā)出了不同的聲音”

　　經(jīng)濟觀察報：從此你的身份不再僅僅是一個科學工作者，而更是一個呼吁改革的社會活動家了。

　　溫元凱：可以這樣說。其實在出國前，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邀請中國科技大學的教師給他們講課，講新技術(shù)革命。我講的是材料科學，萬里帶著一二三把手坐在第一排聽課，后面是兩三百名廳級以上的干部。那一次演講很成功。省委一把手請我講了課，各市也都請我講，所以出國前我已經(jīng)給各地的政府、大企業(yè)干部做了大概二三十次演講。

　　經(jīng)濟觀察報：這為以后做了鋪墊。

　　溫元凱：我回國后的第一場報告，是一家報紙請我去上海演講，當時在社科院禮堂，聽眾都是黨政干部、知識分子。題目是“歐美九國歸來談中國的改革開放”，報告很受歡迎，影響很大。此后，我應邀在全國兩百多所大學、幾百個城市做有關改革開放的講演，受到的歡迎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尤其到了一些西部城市，看到那么多的年輕人渴望了解外國的知識、強烈要求推動社會變革，我雖然非常勞累，但是非常欣慰。

　　經(jīng)濟觀察報：你成了改革思想的傳教士。

　　溫元凱：有點像傳教士。我當時真的有一種傳教士的熱情，甚至有一些狂熱。我一年大概要講幾十場。有一個小插曲，大概是1985、1986年，北京大學女生評選她們心目中的男子漢——當然是小范圍的——第一名是當時的女排教練袁偉民，他率領中國女排三連冠，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著名的電影明星楊在葆。

　　經(jīng)濟觀察報：正因為影響巨大，1988年你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云人物之一。

　　溫元凱：是《上海青年報》組織的，總共有十八九個候選人，我是其中之一。全國各地投票，是老百姓評的。

　　經(jīng)濟觀察報：你演講的具體內(nèi)容都是什么？

　　溫元凱：我當時講演的主要題目，是新技術(shù)革命的浪潮和中國改革的必要性，大意是世界正在掀起新技術(shù)革命的洶涌浪潮，人類正在從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信息社會轉(zhuǎn)變，我們不能閉關自守，而是要學習所有國家的長處，進取直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富裕起來。

　　經(jīng)濟觀察報：1983年有一本名為《第三次浪潮》的書風行中國，幾乎是那個年代年輕人的必讀書目。在此之前你看過嗎？

　　溫元凱：看過，這本書受到思想解放的高層領導人的贊賞。不過我們反應比較快，很快我就講了這個題目。

　　經(jīng)濟觀察報：在此之前你一直從事科技研究，對科技的進步可能更敏感一些。

　　溫元凱：我們叫信息革命，而且這種信息的傳播正在變成財富，正在導致巨大的社會變革。

　　經(jīng)濟觀察報：這個道理多數(shù)中國人到1990年代才明白。不過，我覺得你的報告更多的是從科學角度上去講中國的變革迫切性，而你的局限性可能也在這里。

　　溫元凱：是有些局限性。我基本上是集中在技術(shù)革命和改革的關系，沒有談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我回避了這個問題。

　　經(jīng)濟觀察報：你是有意識回避，還是當時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不是特別清晰？

　　溫元凱：兩者兼有。當時我的報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社會認同，連保守的老干部也大部分比較認同。因為我是從國外回來的，講了很多國外的先進技術(shù)，是很令人興奮的。當然也有個別極端保守的老干部反對我。曾經(jīng)有一個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指責我，說科技大學有一個溫元凱是副教授，整天在外面不務正業(yè)，到一個縣里做報告還要向人家要兩千塊錢。他純粹是捏造。但是他很有影響，他的指責對我形成了很大的壓力。后來我請律師告他誹謗、敗壞我的名聲，更重要的是，我要對這種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進行反擊。還有一個美籍華人，是波士頓大學的教授，也是早年“保釣運動”的成員，他指責溫元凱號召科技人員開發(fā)經(jīng)濟是離經(jīng)叛道。

　　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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