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之

　　看到中國政法大學“楊帆門”事件發(fā)生，成為了新年高校第一“門”，倒是一點也不驚訝。由于不少學術界的朋友和楊帆教授相識，當年在學校幫忙操辦人文講座的時候筆者也和他打過交道，因此對他的個性略知一二。此番在大學課堂楊教授和逃課女同學發(fā)生肢體沖突，在我看來不過是一次稍顯極端的表現(xiàn)罷了。

　　楊帆建議全校師生大討論，說明他對大學教學環(huán)境是不滿的，他可能希望通過大討論來改變學生逃課行為的發(fā)生。真理不辯不明，大討論當然有必要，只不過局限于中國政法大學，就顯得過于謹慎了。“楊帆門”事件雖然發(fā)生在那里，卻是高校教學與學習之間沖突的一個極端、集中的反映，加上近期發(fā)生的中大博士控訴導師虐待事件，便已經(jīng)具備了從個案上升為公共事件的價值。

　　楊帆作為“著名非主流經(jīng)濟學家”，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反對任何話語霸權”，認為“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是最起碼的準則”。這一點我自然舉雙手贊成。但什么是話語霸權、什么是實事求是，并非哪一個人可以自任法官來下結論。只有經(jīng)過討論，把這樣一個事件挖掘出公共意義來，“楊帆門”事件才能凸顯價值，也才能做到真正的實事求是。

　　“怒發(fā)沖冠一聲吼”，在眾目睽睽之下，女學生選擇了走出課堂，教授選擇了怒斥，師生扭打在一起，這確實是一出充滿了戲劇色彩的場面。楊帆認為“堅持中國古代的師道尊嚴，這個底線是不能破的”。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是古代的師道尊嚴，而究竟什么又算是現(xiàn)代的師道尊嚴，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師道需要尊嚴。只是教師得到尊嚴的方式早已發(fā)生了變遷，“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在現(xiàn)代社會，教師的尊嚴一是來自于職業(yè)的神圣性，二是來自于教師本人的教學造詣、學術水準，三是來自于教師的人格魅力。老師有道，尊嚴自在；老師失道，斯文掃地。故而，有道的尊嚴即便在當代，也是一定需要維護的。

　　但是，教師的尊嚴要維護，學生的尊嚴也不能漠視。對于教師來說，他們需要有教學的自由，對于學生來說，他們也需要有學習的自由。很可惜，我們的學生從小就在一套計劃時代綿延至今的固定教學思維桎梏中成長，既沒有選擇課程的自由，也沒有選擇課本的自由，更加談不上選擇教師的自由，如果在形成思想的關鍵時刻又生不逢時，不遇良師，就只能徒呼奈何了。具體到“楊帆門”事件，當事女學生曾以“無聊”來評價講課內容，那么，這位女學生有沒有評價老師講課“無聊”的權利，有沒有選擇不聽她所認為“無聊”的課程的權利呢？換一方面來講，楊帆有沒有在課堂講述他認為有價值而當事女學生認為“無聊”的內容的權利呢？

　　顯然，當權利互相牽扯到這里的時候，學習自由與教學自由之間的矛盾就出現(xiàn)了。這就表明，學習自由和教學自由都不應是絕對的自由，兩者都必須遵守基本的底線倫理：老師不能在課堂上過多宣講與課程毫無干系的事宜，學生也不能毫無原則地干擾老師授課，大家互相尊重，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尊嚴才能自然而然地發(fā)生。建立在基本倫理之上的教學自由、學習自由，大學精神才能生根發(fā)芽。否則，古代回不去，現(xiàn)代又跟不上，“楊帆門”事件就沒有多少價值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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