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唯一責任是盈利 社會責任是多余的概念

　　李子旸

　　有一些詞匯，不僅僅可以用來描述事物，而且本身就帶有價值判斷的含義。“社會”就是一個這樣的詞，“責任”也是一個這樣的詞；“社會某某”往往使人以為，其必定與公共利益相聯系，“責任”也往往被認為和人的道德與奉獻犧牲精神密不可分，而將這兩個詞聯在一起組成的“社會責任”簡直就是無可置疑了。

　　企業社會責任是錯誤和模糊觀念的大雜燴

　　但是，所謂的“社會責任”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在研究了有關的資料后，我在諸多表述中并沒有發現什么新東西，找到的只是一些舊相識。我不得不說，這幾乎是一個多余的概念，基本上只是一些原有的錯誤和模糊觀念的大雜燴�；蛘哒f，是那種導致集權式社會控制和社會計劃的固有思維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

　　先說說模糊的觀念。

　　有的論者把遵紀守法也稱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并列舉一些現實中企業的違法行為，以說明企業守法的必要性。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重復。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從來沒有哪個主張自由市場制度的經濟學家否認過法治的重要性和基礎性，他們也從來沒有主張過企業為了盈利應該獲得超越法律的特權。哈耶克就曾說過：“我雖然認為公司唯一的具體目標就是保證其資本得到最大的長期回報，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追求這一目標時，他們不應受到普遍的法律和道德原則的約束”。而事實上，如果企業違反了法治原則，也必然在長遠上破壞企業盈利的能力。在必須遵守法律這個問題上，企業和其他的社會成員以及其他的社會組織有著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權利。應該指出的是，對于哈耶克的那句話，人們應該注意到其中對于“普遍”的強調，也就是說，在受到這些約束方面，相比于其他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企業不應該享有任何特權，但也并沒有任何責任承擔更多。一句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在法學范圍內早已有定論的問題。似乎也沒有什么人試圖在這方面提出什么相反的觀點。那么，把這樣一個早已有定論的問題改頭換面，起一個新的名字又有什么意義呢？這樣做恐怕只能說明論者對相關的問題判斷不清，認識模糊。

　　愿望太美好往往是因為知識不足

　　另外一些“社會責任”的觀念則主要表現出論者經濟學知識的不足。經濟學通過對人們的實際客觀行為規律進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怎樣改變人類行為以趨向特定目標的知識。如果不掌握經濟學的知識，就很難如愿地改變人類的行為，就會出現事與愿違的局面。

　　許多論者都提到了生產條件、生產安全、職業中毒、加班、勞動關系緊張、員工基本權益保障等問題，認為企業應該在這方面做出主動的行為，改善這些方面的不良狀況。這些方面其實都可以歸結為勞動力的價格問題。經濟學告訴我們，勞動力的價格是由市場競爭決定的。也就是說，企業的員工待遇基本上和企業家的道德水平、社會責任感沒有多大關系，只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導致的勞動力價格的具體表現而已。勞動力價格高不僅體現為工資高，也可以體現為固定的長期合同、工作環境優美、福利待遇豐厚等等現象，同樣，勞動力價格低也不僅僅體現為工資低，往往同時體現為沒有固定的合同、工作環境惡劣、管理者態度粗暴等等現象。

　　想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和想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一樣，除了給企業提供盡可能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自由，以實現經濟的充分發展以外，沒有什么其他的辦法，除非滿足于自欺欺人。對于這個問題，經濟學在分析最低工資保障法的影響時已有充分的研究——最低工資保障法是一個很典型的事與愿違的例子。不管以什么名義，包括以“社會責任”的名義，強迫企業違背市場價格信號，以犧牲利潤為代價改善勞動者的待遇，都不可能達到目的，這樣做只能導致企業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從根本上損害勞動者的真實收益，尤其是那些“社會責任”聲稱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受害尤為嚴重。

　　“社會責任”中與員工待遇相關的另一類問題是歧視問題，主要是指婦女等其他人群的地位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指出的是，發展市場經濟是消除歧視的最好辦法。要知道，歧視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希特勒排斥猶太人的結果是使納粹的軍事科研實力受到損害。那么，對于成本來說，什么人最敏感？市場中的企業家最敏感。也就是說，企業可消費不起“歧視”這個奢侈品。在實際中，人們可以看到，最先消除歧視的領域往往是那些市場化最為充分的領域。而歧視問題解決得最好的國家也正是那些自由市場充分發展的國家。相反，在那些市場經濟發展落后的地方，歧視往往久久難以消除。在中國，最先突破戶籍用工制度的，正是市場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民營企業。而模范遵守相反法令的，正是最遠離市場的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也就是說，只要讓企業放手追逐利潤，企業家就會以比人們想象得快得多的速度盡可能地消除歧視。同時，對于那些始終存在歧視的企業，如果深入了解的話，就會發現那往往確實是對勞動者有特殊要求的行業。不顧這些行業的特點，強行要求取消歧視，絕不能體現公平，只能降低效率。

　　除了勞動者待遇問題，“社會責任”論者還經常提到諸如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等問題�？墒�，這些問題更是應該交由市場去調節。無論是環境資源，還是自然資源，都可以被稱為經濟學中所說的資源。而對于資源的調節和分配，人類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手段就是按照價格信號進行的市場調節。對此，哈耶克說道：“只要每項資源是由愿意支付最高價格的企業來控制，那么從整體上說，他也就是在能夠為社會總產量做出最大貢獻的地方得到了利用”。麻煩在于，市場調節的結果雖然實現了效率最大化，但很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偏好和審美取向。比如，有人喜歡綠色的田野，而不喜歡繁華的都市。這些人如果有發言的機會，就會以各種借口要求改變市場調節的結果�！吧鐣�責任”就是這可以利用的借口之一。在此必須對這些人指出的是，他們改變了市場調節的結果，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并不能換得真正的道德、公正、善良，得到的只是他們偏好的滿足。而他們顯然沒有什么權力要求別人為他們的個人偏好承擔利潤的損失。

　　不要讓企業追求相互矛盾的目標

　　除了上述的種種模糊和錯誤觀念以外，“社會責任”論者的核心錯誤在于對市場的理解過于狹隘。

　　“社會責任”論者認為存在某些經濟利益以外的利益，這些利益是值得追求的，關鍵在于，因為這些利益是非經濟利益，所以是市場所無法提供的。這當然又是一個老朋友——市場失靈論。既然市場會失靈，所以就需要外部的力量來補市場之不足。這些力量最主要的作用對象就是市場中的企業。應該要求企業在創造利潤的同時，也努力創造那些非經濟利益。這是“社會責任”的核心內容。

　　狹義的市場是人們進行商品交易獲取經濟收益的地方。而廣義的市場包括所有可供人們進行自由交易以獲取收益的地方。經濟學家之間雖然存在大量的分歧，但對一個觀點卻有著廣泛的共識，這個觀點就是：在既定條件下，基于自愿的交易必定可以改善交易雙方的狀況，為交易雙方提供收益。這個觀點是整個經濟學的基礎之一。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個“收益”必定是主觀的。換句話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通過交易獲取最大的經濟收益。人們通過交易要獲得的是自己心目中的最大收益。

　　因此，可以區分兩種交易：商業交易和非商業交易。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交易是商業交易，而以其他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則是非商業交易。

　　非商業交易廣泛地存在于現實生活中。朋友之間的互相幫助一般都不表現為經濟利益的交換，但這些仍然屬于交易。從中不難發現存在于雙方之間的對稱關系。甚至那些通常被認為完全是單方面奉獻的慈善事業，其實仍然是一種交易。假如慈善行為只是為了單純的奉獻，“只求耕耘不問收獲”，那么人們在捐資行善時為何還要那么在意善款的去向呢？為何還要盡可能選擇誠實可信的慈善機構呢？對此的解釋只能是，人們捐資行善的行為實際上是在用金錢換取某種收益，雖然這種收益肯定不是經濟收益。換句話說，和商業交易一樣，慈善事業對接受一方——也就是交易的另一方——也實施了某種約束。事實上，即使是街上的乞丐，當他接受了某人的施舍以后，也受到了約束，至少，為了確保這個人以及其他人會繼續給他施舍，他一定不會對施舍者惡語相向。這看來完全是單方面的奉獻其實仍然是個交易。

　　當然，同樣廣泛存在的是各種商業交易。重要的是，無論哪種交易，都無可避免地要耗費交易費用。于是，為了盡量減少交易費用，人們建立起各種各樣的組織。為了降低商業交易費用而建立的組織是企業，而為了降低非商業交易費用而建立的組織就是社會中種種非企業的社會組織，比如慈善基金、非盈利性社團、志愿者組織等等。

　　所有這些組織同時存在于廣義的市場之中。他們從事著不同類型的交易。而這些交易越發達、越充分，人們的各種經濟和非經濟的收益也就越大，人們的生活狀況也就越好。

　　事實上，越是產權保護堅強、市場完善的地方，慈善事業越發達；而那些市場發育不充分，產權模糊的地方，慈善事業的發展和商業貿易一樣，也頗為薄弱。產權的清晰和有保障，市場機制的完善，會促進各種交易行為的進行。這時，人們有更多的機會通過各種交易增進自己的收益。也就是說，人們賺錢的愿望有更多得到滿足的機會，而人們行善的愿望也有更多得到滿足的機會。

　　企業是社會組織中的一種，其特征是以追求盈利為目的。而為了滿足人們追求那些非經濟收益的要求，社會中同樣存在有許多企業以外的社會組織。這顯然正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分工的局面。在這種分工局面之下，經濟和非經濟的收益都得到最大的實現機會。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家就認識到專業化分工對效率的巨大推動作用。當代優秀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甚至指出，分工的發展和深化實際上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

　　各種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企業以犧牲利潤為代價換取某種其他收益。若非如此，假如某種行為會增加利潤，企業家會比其他人更快地做這件事，無需旁人格外地督促。企業家就是靠著這種發現能力謀生的。

　　要求企業承擔追求盈利以外的社會責任，實際上就是要改變這種合理的分工局面。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專業分工的要求，只能導致分工的退化和效率的下降，進而導致經濟產出的降低。

　　這樣一來就會產生兩個后果：一、經濟產出的降低就意味著企業為社會提供的有效商品和服務的減少，也就意味著社會蒙受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也就是說，企業沒有充分完成它所應承擔的責任；二，作為非專業化的機構，企業在追求非經濟收益時必然是低效的。而社會上的那些以此為專業的非贏利組織，他們本來可以在企業創造的經濟產出的基礎上提供高效率的非經濟收益產出，但經濟產出的降低使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非經濟收益的產出也只好跟著降低。而且，強調企業承擔所謂“社會責任”會壓制專業性的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使得創造非經濟收益的專業化程度降低，從而導致效率低下，產出不足。

　　最好的辦法是讓企業只承擔創造利潤的任務。同時，讓人們根據自己的偏好，在自籌資金的基礎上建立起各種各樣的專業化的社會組織，去追求他們認為重要的非經濟目標。

　　在這方面的最典型的正面例子是微軟公司和比爾·蓋茨所創辦的慈善基金會。比爾·蓋茨在市場上對競爭對手毫不留情，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競爭，創造出數以百億計的利潤。同時，比爾·蓋茨卻又創辦資金雄厚的基金會，為各項他所感興趣的社會慈善事業捐出大筆的金錢，其數額之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兩個同屬于比爾·蓋茨的機構，一個以盡可能掙錢為己任，一個以盡可能完善的花錢為己任，分別在各自的領域內成為佼佼者，為比爾·蓋茨本人和社會創造出多方面的收益。

　　假如把這兩種責任同時賦予微軟公司，要求微軟公司在盡力掙錢的同時還要完成非盈利的“社會責任”，結果必定不如現在。微軟創造的利潤會下降——這意味著微軟為社會創造的有效服務減少了，意味著社會從微軟那里得到的收益減少了，同時，用于慈善事業的資金也必定少于現在的數額。一個自顧不暇的人還怎樣幫助別人呢？

　　防微杜漸勝于亡羊補牢

　　除了導致分工退化、效率降低、產出下降以外，鼓吹企業承擔非經濟的社會責任還有其他的不良后果，那就是必將破壞自由市場的運行機制，進而逐漸侵蝕以財產權為基礎的人類自由。

　　當企業僅僅以追求盈利為責任、為目標時，它僅僅需要服從市場的指揮�？墒牵�當要求企業同時也要承擔非盈利性的“社會責任”時，就難免會引來其他的指揮者。這些指揮者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掌握著合法暴力的政府。既然政府的職責就在于為公共利益服務。那么，政府當然是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最佳人選。實際上，現在許多鼓吹企業社會責任的人首要的政策呼吁就是要求政府加強對企業的管制。這是一種很令人憂慮的發展方向。偉大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對此尖銳地指出：如果有什么事情肯定會毀滅我們的自由制度、動搖它的基礎的話，這件事情就是管理者接受除掙錢之外的社會責任。這本質上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信條。

　　宣傳企業的社會責任這項活動本身似乎已成為一項正在發展壯大的產業，許多人似乎正在孜孜以求，想在這個領域內大顯身手，同時也謀得一個富貴前程。人之趨利避害無可厚非，但這種努力實際上是一種寄生性的尋租行為。而“租金”得以產生出來的代價就是企業的經營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干擾。對財產權的侵蝕會日甚一日，直至政府全面接管企業的經營。計劃經濟的影子總是頑強地從各個角落里冒出來。

　　認為企業的唯一責任就是盈利，這是一種很古老的信念。但這種古老的信念正是文明世界的基礎之一。而只有確保這種古老的信念不被破壞，文明世界才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在這方面，人類世界并不是沒有教訓的。

　　李子旸 經濟學者，同心出版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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