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國高增長模式可能引發經濟大危機

　　中國經濟：高增長潛伏的大問題

　　周天勇

　　“十一五”開局年的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10.2%，經濟高速增長。另外一個令國人興奮的消息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5月11日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

在經濟體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內地的經濟競爭力排名大幅提高，從去年的第31位躍居到第19位，成為排名上升最快的國家。但是，我覺得在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外一片贊揚聲中，不應當盲目樂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外國的一些專家和媒體，只看到中國發展的表面現象，不了解中國各方面的實際和深層次情況，中國經濟高增長中實際上潛伏著較大的危機，如果不清醒認識和正視面臨的問題，花大力氣進行調整和改革，將形成災難性的后果。

　　一、高增長極度扭曲的動力結構

　　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于投資、消費、出口。從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來看，其主要動力來自于投資和出口，13億人口的一個大國，國內消費對增長的貢獻卻較弱。“十五”各年，GDP增長速度分別為8.3%、9.1%、10.0%、10.1%、9.9%，推動GDP增長的三大因素中，投資和出口各年增長為13.0%、16.9%、27.7%、26.6%、25.7%和7.5%、21.8%、37.1%、35.7%、23.2%，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各年增長為10.1%、11.8%、9.1%、13.3%、12.9%。從今年一季度的情況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7.7%，出口增長26.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2%。不論是前幾年，還是今年初，消費增長率明顯低于投資和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

　　投資推動GDP高速增長的主要來源是政府、國企和外資，高速增長的內容是勞動后續參與和勞動持續分配率很低的電站、公路、大樓、廣場、煤炭和其他資本密集產品。從投資結構看，開采及洗選業、電力熱力的生產與供應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鐵路運輸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資本密集型投資比例大、增幅高，輕加工業和服務業等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產業投資比例小、增幅低；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國有、外資等大中型企業投資比例大、增幅高，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民營內資企業投資比例小、增幅低；政府大樓、城市馬路廣場、交通道路等不后續增加產出和持續增加和保持就業崗位的投資比例大，而能增加就業的產業投資，特別是能增加就業的輕加工產業投資比例相對小。

　　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簡而言之，是依靠國外的需求來拉動本國經濟的增長率。雖然相當程度的出口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的，但由于國內供貨商競爭壓價，外資企業掌握專利、品牌、定價、銷售等主動權，加上所得稅優惠、出口退稅等，國內參與勞動的分配值很低，外資資本、經營和管理對出口形成的GDP的分配率很高，名義GDP增長不慢，實際國內所得GDP并不如增長所表現的多。

　　目前要求各地要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不允許欠發職工工資，特別是節日加班要支付工資和加倍支付工資，并且企業要嚴格按照政府的要求給職工上各種社會保險。我認為，這是非常對的。另一方面，雖然會促進企業的裝備升級，然而這會促使企業用機器和技術來替代人工，即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會逐步提高，進而節省勞動成本。結果會使出口拉動的高增長所需要的勞動相對越來越少，勞動對增長的參與貢獻和增值分配率將不斷下降。

　　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始終低迷。一是GDP的消費比率較低，投資比率偏高，根據經濟普查修正后的2004年數據，投資率為43.8%，消費率為54.3%，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高速增長時期的消費率要低15%—25%。因為GDP的投資額基數和消費額基數快要接近時，如果投資增長率繼續每年高于消費增長率10個百分點左右，則GDP的消費率將持續下降。二是從居民的消費看，制造業零售商品的價格低迷或者下降，教育、醫療、電信、能源、住房、出租車等政府管制、壟斷經營等項目的價格卻因行政壟斷、監管不力、競爭不足、企業暴利、效率較低，價格居高不下甚至一升再升，使得居民消費能力相對較弱。三是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消費能力有限。有學者寄希望于擴大農村和農民的收入，進而增加農民的消費能力。這實際上是不現實的。農村的第一產業因技術水平的提高，不斷地要擠出勞動力；在農村發展效率較高的工業，在聚集、治污、規模、基礎設施共享、土地資源利用等許多方面都是不經濟的；而在農村由于收入水平低、人口和市場容量太小、閑暇時間多、機會成本不高，除非城郊和特殊的旅游景區，也不可能發展第三產業。而通過政府支持增加農民收入，雖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農業產品價格的波動，都對農民依靠農業和農村來增加收入，形成巨大的沖擊。

　　有學者將中國高速增長的模式，與過去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增長模式相媲美，稱這是東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增長的奇跡，是經濟發展的成功案例。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在出口導向和拉動方面與上述國家和地區有所相同，但是，兩者有很大的區別：1、東亞有關國家和地區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因素中，失業率較低，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參與和貢獻較高，勞動的分配率也較高，由分配和收入形成的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較強；2、東亞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是市場和民間主導的，由民間決策和民間投入，因此，投資的效率較高，投資于能發揮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項目較多；3、東亞有關國家和地區在結構轉型中，既重視特大、大型企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更加注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4、東亞有關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既注重交通、能源、城市等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更加注重產業的投資；不僅注重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成長，更注重和促進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而“中國增長模式”是什么呢？概括起來說，就是政府、企業和外資主導投資，不持續增加就業的建設項目較多，偏重特大和大型企業發展，資本密集等等為主要動力推動。有的學者，特別是“十一五”規劃提出，要轉變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長方式，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認為，更加重要的是，要從增長動力角度分析增長方式，如果前述的中國“政府——大企業——資本密集”主導推動的增長方式不進行轉變，投入和產出體現的增長方式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轉變。

　　二、高增長可能帶來的大危機

　　我認為，增長的這種中國模式沒有其長期的可持續性。如果不進行調整和改革，經濟增長沿著固有的模式延續下去，國民經濟將會發生崩潰和大的危機，形成災難性的后果。其理由和可能的情況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國式高增長模式造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緩慢和城鎮的高失業。從經濟學的道理講，在一定增長和就業的彈性系數下，經濟增長總會穩定地吸收勞動力就業，從而經濟增長速度越高，失業率越低。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其經濟高增長時期，城市化速度很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城鎮失業率很低，雖然工資增長也較快，勞動力供給卻發生了短缺。從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來看，主要是投資和出口的效應較大，國內消費方面的拉動力太弱，原因在于投資的構成主要是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等建設，國有企業投資、外資等。這種局面下，交通基礎設施和能源等基礎工業建成后，增加不了多少就業；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國有企業投資和外資，其容納的勞動力就業相對也越來越少；而出口產品結構的高級化，特別是技術和資本含量的提高，也會相對和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就業。這就是為什么我國經濟高增長、而轉移剩余勞動力和城鎮就業卻越來越困難的深層次原因。城鎮人口從業率，已經從1990年的56.44%下降到了2005年的48%左右，按照1990年的就業水平，城鎮中應該而沒有就業的人口達4600萬左右。由于排斥勞動力的廣泛參與，這種發展模式將會造成越來越多的過剩和失業人口。

　　其次，中國式的高增長模式擴大了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中國一些經濟學家在研究公平和效率時，認為市場促進效率，政府實現公平。這是一種非常片面的看法。當一國重點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時，一方面大資本所有者、高管和部門經理的分配比例要比微型和中小企業多的國家和地區高，特別富裕的階層人數規模相對大、收入水平相對高；另一方面，由于創業不活躍，微型和中小企業少，每千人口微型和中小企業數量水平低，微型和中小企業主等中間收入階層人數少、收入水平低，特別是由于微型和中小企業數量少，其失業率較高，低收入和極低收入的貧困和絕對貧困的人口較多。因此，收入的兩極分化特別嚴重。拉美一些國家的發展模式就是如此。而反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創業活躍，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較多，則基尼系數要低得多，貧富差距相對小得多。中國目前正在重點發展特大和大企業，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受到限制。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1999年時個體工商戶為3160萬戶，1999年—2004年在工商局登記的個體工商戶減少了770萬戶，平均年減少128萬戶，2005年內資企業為350萬家，比上年凈減少了30.1萬家。資本、資源和財富向特大和大型企業集中，而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大量破產，由此而失業和貧困的人口增加，創業不足和企業規模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在加劇，加上中國人口眾多、財力薄弱，分配和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強勁。

　　再次，中國式高增長形成國家相對富裕而居民相對貧困的格局。由于政府主導投資和經濟增長，并且政府參與分配的權力較強，每年財政收入增長率為居民收入增長率的兩到三倍。比如，1996年到2005年，僅預算內財政收入增長率為18.7%、16.8%、14.2%、15.9%、17.0%、22.3%、15.4%、14.9%、21.6%、19.8%，而城鎮居民收入10年內增長幅度在8%-12%，農民純收入增幅在2%-8%范圍。雖然中央一再強調要不斷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到了有關部門和地方上，仍是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以增加稅收，引進外資，向本地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多收費和多罰款，以極低成本從農村征地后高價售出獲得政府預算外收入，如此等等，確保提高兩個比重和財政收入，實際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從城鄉居民的收入看，雖然經濟高速增長，但是沒有像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居民的收入增長那樣快，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預期提高。特別是一些特大和大型企業、外資等主導發展的地區，發展的利益大部分被企業資本、國家稅費等所分配，而由于勞動的參與率低，居民從發展的利益中得到的較少。

　　最后，中國式的高增長模式如不轉變，必定會帶來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工業化國家在它們的發展之初，工業發達，服務業發展不足；特大和大企業多，微型和中小企業少。對此，馬克思認為，資本積累、集聚和集中，資本主義大工業資本生產的物品越來越多，而工人的工資相對上升較慢，有許多人失業和就業不足，消費能力相對越來越不足，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如果大工業的資本進一步增加，勞動力利用進一步減少，沒有中小企業的就業、收入和消費加以平衡，則大工業生產的消費品將更加過剩。顯然，要是農村有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城鎮失業嚴重，企業職工大量下崗，消費能力相對收縮；而特大和大型企業發展，兼并和集中加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決定的大規模的生產能力不相對下降，可能反而上升，甚至還因富余職工下崗、內耗減少、勞動效率提高，產出更多的物品，導致更加嚴重的生產過剩。

　　目前在中國，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城鎮失業人口大規模增加，工資增長緩慢，消費能力相對較弱，制造業和

　　政策建議是，一定要從動力結構上調整增長的方式，控制政府投資，特別寬松地放開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各種管制，大幅度減少政府各部門的交叉、重復、多層、惡意注冊、審批和檢查；廢除政府各部門向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體制，政府各執法部門全部由稅收形成的財政收入供養；鼓勵人們創業和投資，降低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稅負水平，投資實行稅收抵扣制度；放寬民間金融管制，對民間借貸，只要與賭博、販毒、洗錢等無關，允許存在，并且需要有一種真正有用的辦法和體制，解決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的融資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投資的結構，加大勞動參與發展和分配的能力，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數量，降低失業率，減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平衡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的關系，避免貧富不均、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使中國經濟轉入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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