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魔戒：重建制衡的屏障

　　華生博士，燕京華僑大學校長，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僑聯副主席。1987年1月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1991年至1995年應聘在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任教。回國后擔任牛津—劍橋國際集團董事長兼總裁，中國國際質量認證咨詢促進會秘書長、法人代表，國家環保局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中心理事長，上市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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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魔戒：重建制衡的屏障     5月10日  星期三

　　文/華生

　　如果說幾年前還有人相信中國崩潰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充滿著狐疑，那么今天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和整體實力的增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相反，全世界都在調整自己以迎對中國的挑戰。去年中國資本和金融市場幾個重大制度變革的揚帆啟航和奮勇直前，必定會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和持續增長的活力。但是，我們同時不能不注意到，經濟實力的整體增加并沒有伴隨中國人幸福指數的相應上升。GDP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加沒能抵消人們對就業、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壓力增大的痛苦感。跨過人均收入1000美元門檻的社會急劇變化造成了普遍的不適應癥：普通百姓感到生活節奏的重負和世風日下，官員們倍感位子的壓力、風險以及權力與時間和收入的反差，弱勢群體痛感無助、失望和社會不公平，知識精英深感郁悶、壓抑、世俗化和失落，而民營企業家直感政府的太強勢和社會的不友善。總之，幾乎所有人都有相對被剝奪感和挫折感的酸澀，這到底是為什么？

　　社會學家告訴人們這是公平與效率的沖突，但這普世適用的解釋怎么讓我們釋懷？改革學家力圖證明，這不是改革帶來的，而是改革的不徹底造成的。但只要世俗的和充滿欲望的我們還存在，改革有望熬到徹底嗎？經濟學家向我們許愿：關鍵是不搞壞的市場經濟，而要搞好的市場經濟。但是他們心儀的好市場經濟，恰恰都在發達國家。他們批評的壞市場經濟，偏偏都在發展中國家。作為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我們，在有生之年又怎么能跳進好的發達市場經濟里去呢？

　　其實，再追問下去，市場經濟哪里有什么好壞之分？就和人本身一樣，市場經濟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市場是人類剛剛擺脫蒙昧時代就創造和學會的組織和交換方式，它可以和不同的社會形態相存。而今天倍受推崇的現代市場經濟風靡全球則是資本主宰市場之后的產物。號稱馬克思的弟子們如果忘記這一條，那就是太不合格的學生了。

　　現代資本，雖然不象其祖先那樣，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但其在擴張中生存的本性并沒有絲毫改變。資本增值、追逐利潤而引發競爭是現代市場經濟動力的源泉，但是資本增值的貪婪又會使它象魔戒一樣，使它的擁有者利欲熏心，走火入魔，踐踏人間的一切道德和法規。因此，主張民權、重視民生的民主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深知“節制資本”的必要。資本魔戒，只有在能節制它的圣殿里才能興利避害，為人類和社會造福。而這個圣殿的把門衛士，一個是勞工權利，一個就是公民權利。

　　我們今天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就是勞工權利的缺失，而它本來是節制資本的天然防線。

　　100多年前，當第一批農民進入幼稚的現代工業萌芽時，他們是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驅。100多年后，當中國農民的后代再進入真正現代化的工礦企業時，他們變成了沒有身份、沒有福利、沒有勞保、沒有培訓、工資低微的“農民工”。從血汗工廠到礦難的廢墟，晃動著幾乎全是他們的身影。更宏觀地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直線下降，反映了對抗資本的勞工權利的缺位。當隨著改革的推移，國家逐步撤消了對勞工職業、住房、醫療、子女教育、養老等保障義務，相應的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又沒有跟上和遠遠不能覆蓋時，這種生活的不確定性必然加劇勞工大眾的心理失衡。勞工聯合起來保護自己權益的組織——工會，在計劃經濟下是行政的附庸和擺設，在市場經濟下又沒有得到重建的機會和空間。這樣，當官員們忙于招商引資—更不用有人自己也或明或暗的入股—而和資本站在一起的時候，勞資關系的失衡和勞工權利的缺失就不可避免了。

　　我們今天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二，就是公民權利的殘缺不全，而它本來是節制資本的根本保障。

　　公民權利之所以必要，在于它是制約資本與國家權力結合的唯一屏障。資本再貪婪，它也必須在國家征稅收費的至上所有權面前俯首稱臣。但是，如果資本和國家權力的壟斷相結合，則構成了社會福利的最大挑戰。而超越于這二者之上的公民權利，是抗衡它們的唯一力量。當資本借國家的名義征地、拆房、挖山，當資本的貪欲導致生命的喪失、資源的破壞和生態環境的巨大災難，當政府只用行政問責制為之支付代價而讓資本逃脫在市場經濟中它本應支付的幾十億罰單，資本是不可能停下它那貪婪的腳步，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悲劇肯定還會不斷上演，事實上今天也沒有中斷。

　　公民權利之所以必要，還在于它是制約資本與腐敗勾結的制勝法寶。改革也許是無辜的。但是，誰能否認經濟腐敗的猖獗并不是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的遺產，而恰恰是市場經濟的副產品呢？唯市場經濟的馬首是瞻，不小心會成為資本的奴仆。同時，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檢查、教育和清洗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腐敗的蔓延，但是它難以根除滋生腐敗的土壤，同時也要支付高昂的代價包括我們多年培養的眾多干部政治生命和人生及家庭幸福的代價。

　　公眾權利之所以必要，也在于它是維系和增進社會和諧的粘合劑。人類不是單靠物質享受的增加就能滿足的低等動物，而是溶合物質享受和精神需要渾然一體的文明社會。按照經濟學原理，無論物質財富如何增加，它永遠是相對稀缺的。因此，精神需要的滿足、化解和調節，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關鍵所在。市場經濟意味著國家權力和義務的收縮，但是把人們留給只剩下弱肉強食的資本競爭叢林，實在過于殘酷。當空氣中到處都飄散著銅臭味、每個人都作為商品需求被暗中時時算計著的時候，這個社會不可能溫馨、和諧。而當資本的牟利貪欲，甚至浸蝕到本來應當由公共財政負擔的公益事業的地方，怎能不讓人倍感世態的窘迫和炎涼？實際上，要構建一個和諧社會，在政府與以盈利為目的資本和企業之間，需要一個廣闊的緩沖地帶，這就是各種大量的非政府、非盈利的中間組織和組織群。這些組織有社區的，它們提供生活紐帶、互助和溫馨；有宗教、倫理和道德的，它們提供交流、寄托和慰藉；有各種慈善的基金和基金會，它們提供給予、回報和社會救助；有資源生態的，它們提供環境和人文關懷；還有志愿者組織，有情感交流團體，有探幽索趣結社，如此等等。總之，他們提供非官方和非商業化的精神需求和滿足的各種實現形式、交流形式和調節形式。而所有這些，沒有公民權利的復蘇和繁盛都是不可能的。

　　盡管有這許許多多的遺憾和不足，但是，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中國不僅已經迎來了有史以來物質財富最大涌流的時代，也正在邁向精神生活更加豐裕的和諧社會建設。有幸生活在這個時代，親歷歷史，我們實在有著比我們父輩們無可比擬的幸運和幸福。

　　那么資本市場呢？它會邊緣化在被遺忘的角落嗎？不會，它一定是資本時代的寵兒。記得五年前，當筆者在牛市狂熱中預言“漫漫熊市的信號”時，讀者也許曾嗤之以鼻；一年前，當市場以暴跌迎接股改試點，筆者斷言是“熊途末路”和“市場轉折的信號”時，也有人不以為然。但是現在，我看已經沒有誰不愿意迎接資本市場在新時代的挑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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