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有計劃地制造窮人

　　秋風，獨立學者，現居北京。主要研究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普通法憲政主義與中國古典思想與政制。已出版著作《立憲的技藝》、《為什么是市場》和《權力的現狀》。譯著包括《哈耶克傳》、阿克頓爵士《法國大革命講稿》、霍布斯《哲學家與英格蘭法律家的對話》、《法律與自由》、《普通法與自由主義理論》、《最小危險部門》等十余種。在多家報刊開設專欄，撰寫經濟、政法評論。

　　4月17日-4月2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秋風。----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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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計劃地制造窮人     4月17日  星期一

　　文/秋風

　　窮與富的政治經濟學之一

　　有計劃地制造窮人

　　貧富差距是近年來人們熱烈議論的話題，窮人的處境也總是能夠引起人們的同情。在學者地討論和媒體的議論，尤其是在網絡論壇上，不少人把貧富差距的擴大歸咎于市場，歸咎于過去二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在流行的語匯中，與市場對應的就是計劃。于是，這些質疑并咒罵市場的人很自然地懷念起計劃經濟時代，并告訴人們，那是一個公平的時代，那個時代是窮人的天堂。

　　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那個時代的經濟史，就可以發現，計劃經濟其實是在有計劃地制造窮人的體制。它的一整套制度相互配合，讓所有人都成為窮人，并且讓窮人喪失改變自己處境的自由和機會，永遠停留在貧窮狀態。

　　普遍的貧困

　　窮與富是相比較而言的。談論窮富的時候，需要考慮時間因素。比如，我們說日本人富、中國人窮。其實，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人未必比中國人富。但僅僅過了二三十年，日本人就比中國人顯著地富裕，中國人相對而言卻成為窮光蛋。當然，談論窮富也需要考慮到結構性因素。任何國家都有窮人，當人們說一個國家是窮國，是指那個國家的窮人的比例高得離譜的程度。這一點如果再加上時間因素，則可以說，當人們抱怨貧窮的時候，就是指，這個國家中的大多數人口，在很長時間內始終停留在貧困狀態。這個時候，人民的貧窮才成為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計劃經濟時代，正是人民普遍并長期貧窮的時代。

　　人民擺脫貧困所需要的財富不可能憑空出現，只能來自于恰當的制度安排下的勞動生產率之提高，而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經濟是沒有效率的。

　　早在計劃經濟體制真正在蘇聯建立起來之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就指出，由于沒有私人財產權，所以，無法形成價格信號，而缺乏價格信號，整體經濟體系就無法正常運轉。他的學生兼同事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則發展了米塞斯的觀點，他說，由于對反映供需等變量的信息分散在無數個人和企業頭腦中，計劃當局不管運用多么先進的情報系統和計算工具，都不可能將其完整收集起來，因而，它也就無法將可以利用的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進行正確的配置。更進一步而言，計劃當局根本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源可共利用。

　　事實也確實如他們的理論所料。以前有一個很流行的詞——不知道現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講不講——“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這被斷言為計劃經濟的一個巨大優越性。然而，米塞斯的結論則是，計劃經濟其實恰恰是“有計劃的混亂(planned chaos)”。對此，稍微上點年紀的中國人應當有很深切的了解。

　　除此之外，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在分析那個時代的經濟史時，更多地關注經濟的微觀基礎。他們對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進行了深入研究，并論證了，這些企業由于缺乏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因而，注定了效率低下。

　　當然，這套體制可以借助楊小凱所說的“后發優勢”，利用他人的知識實現某種跨越式增長。蘇聯人利用西方的知識，中國人則利用蘇聯人提供的生產技術、管理知識，參考國際或黑市價格，安排生產活動，并在短期內實現GDP的高速增長。

　　但是，這種增長是有極限的，因為，這種體制沒有自我創新能力，你不可能指望計劃當局進行創新，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國有企業當然也缺乏創新的足夠激勵。也因此，這種增長是沒有效率的。

　　旅美華人經濟學家鄒至莊在其《中國經濟轉型》一書中說，1952年到1978年間，大陸的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沒有任何增長。GDP的增長主要是靠勞動和資本的投入推動的，尤其是資本的貢獻占了80%以上。這些資本則來自農民和工人的剩余。這相當于一種強制儲蓄，由此形成的資本積累支撐了短時期內的政府高投資。因此，在那20來年，確實建立了很多工廠，生產了很多鋼鐵、煤炭、機床，實現了帳面GDP的增長。

　　但是，由于勞動生產率沒有任何提高，從經濟學上說，勞動者的收入就不可能有任何提高的空間。同時，政府為了維持高投入，也不允許勞動者工資提高。結果，即使在城市內部，工人也趨于貧困。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國有單位的年均名義工資，1957年是637元，隨后出現下降，大約是在洋躍進時有所上漲，到1978年漲了7塊錢，為644元。但是，如果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卻表現為工資收入的絕對下降。按照1950年的幣值計算，1957年的年均工資是503元，1978年反倒成了445元，發展了20多年，人均工資竟然跌去一成多，如此長時間內工人工資呈現下降趨勢，這可能是所有工業化國家歷史上所沒有的現象。僅僅由于城市婦女大量就業，城市家庭的總體收入才沒有下降，人均消費才有所增長。但這也意味著，城市工人的生活品質普遍下降，因為，婦女從事全日制生產勞動，幾乎沒有時間從事家務，“雙職工”的窘迫及家庭教育的衰落即因此而來。

　　農村的情況類似。根據趙德馨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提供的數據，從1949年到70年代末改革之前，中國農業生產總量雖有一定的增長，但勞動生產率卻幾乎沒有提高。從“一五”時期到“四五”時期，農業勞動力人均年產值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時，中國農業勞均產糧僅1162.8斤，遠低于1936年的水平；時至1975年，勞均產糧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這意味著，農民根本沒有提高收入的經濟上的可能性。同樣是由于勞動參與率提高，大量婦女從事農業勞動，才使農業總產量有所提高，但由此形成的剩余又完全被遠在城市的政府拿走。

　　劉國光等人士試圖為“計劃”正名，在市場化改革遠沒有觸及根本問題的時候翻回來談論什么市場離不開計劃。但嚴肅的學者首先會追問一個問題：面對高度復雜的經濟活動，計劃究竟有沒有可能？有些民眾本能地以為，通過制定計劃，可以增進自身福利。然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都表明，在計劃體制、國有企業制度、農業集體經濟模式下，三十年間勞動生產率沒有一點提高，也因此，幾十年間，人均收入沒有一丁點提高。不僅沒有人擺脫貧困狀態，反而更多的人降入貧困狀態。

　　絕對的貧困

　　那三十年人們之所以陷入普遍的貧困，也與經濟、政治的結構性因素有關。

　　出于種種復雜的考慮，其中主要是政治上的考慮，20世紀50年代的經濟增長戰略是重工業優先。但現代工業部門本身缺乏資本，根本無力支持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投資。很自然地，政府采取了蘇聯學者發明的“原始積累”方法，即，現代經濟部門剝奪鄉村的剩余。為此，政府實行“剪刀差”政策，通過政府扭曲產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創造一種不利于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政策環境，獲取農業剩余以補貼工業化。這確實是一種十分怪異的做法：現代經濟部門需要靠掠奪傳統部門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直到今天，現代經濟部門已經高度發達，其部分收入依然按照舊體制的慣性，來自對農村、農民的掠奪。

　　這一過程意味著，農民必然陷入一種絕對的貧困中。黃仁宇曾稱贊50年代開始通過國家權力向鄉村的延伸，終于把農民完全變成現代意義上的國民。但農村成為國民，得到的只是史無前例的對國家的義務，而無從行使權利。在農村建立集體化的政治經濟組織，乃是工業化邏輯的延伸。因為，只有把農民完全納入到城市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中，農民的全部剩余才能被城市獲取，轉化為工業部門的投入。如果沒有這些剩余的不斷投入，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是無法自我維持的。農民卻因這種控制體系而喪失了通過自己的努力增加收入的全部可能性。

　　隨著工業化取得一定成就，為了防止農民侵蝕工業化的成果，政府意識到，必須建立城鄉分隔制度。按理說，農民開始為工業化做貢獻，隨后就應當可以享受工業化的溢出效應，比如農民獲得從農業部門轉入工業部門的機會，從而實現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但這個一般性規律在中國失效了。

　　因為，對重工業畸形的偏好，導致工業結構趨向于排斥勞動，且其效率又極其低下，所以，工業部門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極端有限，它甚至不能吸收城市人口自然增長帶來的新增勞動力，城市本身面臨巨大就業壓力。因此，從50年代后期開始，就隔三差五地出現鼓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治運動。問題是明擺著的：要維持城市穩定，就必須阻止農民進入城市。

　　從另一個角度看，因為現代工業部門的效率低下，因為社會創造出來的財富主要用于投資，因而，政府向民眾提供福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反過來看，為了工業化和政治穩定，政府又不得不維持城鎮人口的基本福利。

　　政府有限的福利供應能力和城市工業有限的就業崗位創造能力，迫使政府必須阻止農民自由流入城市。1958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隔離體制正式形成。在此之后，從1960到1976年間，城鎮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從13073萬降至11342萬，純減幅達13.2%。這恐怕也是現代各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只是在這城鎮人口把嚴格控制的基礎上，城鎮人口中那些享有國有身份的人，才得以享有了一些福利。八、九成國民則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福利。

　　在戶籍制度、在重工業優先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貧富結構：從城鄉之間看，城市絕對收入高于農村，且城鄉收入差距在日趨擴大。鄒至莊的研究說，從1957年到1978年，農民人均家庭消費指數的年增長率是0.0142，城市則是0.0248。從地區來看，在1952—1978年期間，三大直轄市以及黑吉遼等工業重鎮的收入水平遠遠高于其他省區。

　　透過城鄉與地區的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國民的收入其實是按照權力來分配的。權力控制著全部資源，而總體政治格局是城市領導農村，所以，城市人口離權力更近，離效率相對較高的現代工業部門近，所以其收入高于農民。在城市內部，只有納入到國有的工業部門，才有資格享受較高的收入和一定福利。因此，這個國家的人口分成了兩部分，享有特權的國有體制人口，及處于絕對的無權狀態的體制外人口，包括農民和城鎮部分人口，他們處于絕對貧困狀態下。

　　在這種體制下，所有人都喪失了提高自己收入的機會。城市人口只有一個雇主——黨和政府，這個雇主給他的工資僅夠其維持人力資源的簡單再生產；如果他因為某種原因——經常是政治原因——被這個雇主開除，他就喪失了謀生的基本手段，跌入絕對貧困狀態。對城里人來說，下放農村勞動就是僅次于被打死的另一種嚴厲懲罰了。至于農民，則一直在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因為他不可能自由流動到城市進入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經濟部門，他也不能利用自己的企業家精神安排生產活動提高效率，而他所服務的農村集體的剩余又全部被城市拿走。他被系統地剝奪了追求幸福的一切機會和自由。

　　可以說，計劃經濟是一套讓民眾普遍而絕對貧困的體制。民眾，尤其是農民當然對這套體制極度不滿。同時，這套體制是依靠不計成本地投入資源來維持的，因而其內在的混亂和低效率將使最終難以為繼。因此，從60年代起，民眾，尤其是農民就不斷冒險進行改革，比如偷偷流入城鎮，或者耕種自留地。沒有人愿意一輩子并且看著自己的后代一直生活在貧困中，正是這種對于幸福的最基本的追求，促使民眾不斷地尋求突破舊體制。而面臨困境的政府也被迫在80年代初承認民眾的不滿，放松野蠻的控制，承認民眾擁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承認以私人財產權為基礎的市場體制的合法性。

　　今天，一些民眾，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國有企業工人，因為對市場化改革不滿，但又受到自身知識的約束，當自己利益遭受損害時，本能地回想計劃經濟時代；有些知識分子則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把那個時代浪漫化，以為那個時代才是窮人的天堂。應當說，90年代以來的改革確實讓這些工人的處境不如以前，比如，由于下崗失業，他們喪失了原來享有的穩定收入、福利保障、甚至社會地位。但因此而神化計劃經濟時代，對農民、對于城鎮生活在公有體制之外的民眾卻是不公道的。那個時代可能確實實現了GDP的高速增長，也形成了某些物質建設大躍進，但它沒有提高民眾的收入。假如那就是天堂，那么，那個天堂肯定不屬于窮人。經濟學理論及過往幾十年的經驗證明，同情窮人，就首先需要拒絕計劃經濟，拒絕戶籍制度，拒絕片面強調重工業的畸形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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