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中國要變革發展模式

　　謝國忠

　　中國政府主導、出口和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不利于形成和諧的社會關系、加劇貿易摩擦，最終可能導致經濟增長下滑。應加大支農投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同時將政府控制的財產分配給國民，為消費主導型發展模式奠定基礎

　　中國經濟正面臨內外兩重困境：內部的貧富不均導致社會關系難以和諧；對外貿易的發展則帶來日益升溫的貿易摩擦。內外雙重困境的顯現，表明政府主導、出口與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可能不再適合未來的中國。中國最好是在這些緊張關系觸發經濟衰退之前轉變其發展模式。

　　調整發展模式

　　在中國的發展模式之下，資源主要掌握在政府以及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手里。這導致消費不足、財富和收入過于集中、貿易順差日益增加，以及資產泡沫頻繁，所有這些現象都會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危害。

　　這種模式帶來了相當程度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人們逐漸認識到，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不是公平性競爭所帶來的，而是由權力干預市場引起的；這種認識引發了一些社會事件，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

　　中國的就業增長過于依賴貿易，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越來越多。由于產能過剩引發投資減緩，2006年和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可能會急劇上升。中國與貿易伙伴間的關系可能更為緊張。

　　如果中國發展模式的內部矛盾繼續升級，可能會觸發中國難以承受的經濟衰退。為了防止潛在的經濟衰退、保持高速度的經濟增長，中國亟需對現有發展模式做出調整。最關鍵的調整是，把政府手里的經濟資源轉移到普通國民手中。

　　加緊改革步伐

　　中國近年改革的步伐有點緩慢。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而外資仍然在出口生產上享受政策優惠。在國內市場，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為內地企業帶來不公平競爭。中國經歷了25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但仍然缺乏具有競爭力的內地企業，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這種政策取向所致。這種早已過時的政策，中國為何還要讓它繼續下去呢？

　　我認為，中國應該在2006年的全國人大會上審議通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的法案。中國應該將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率統一在22-25%的范圍內，取代目前外資企業15%、內地企業30%的所得稅率。

　　另一個問題是農業改革。中國政府致力于提高農業生產力。這個愿望是良好的，但在我看來提高農業生產力無益于問題的真正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很簡單，就是農業人口太多而土地太少。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并不能改變農民貧窮的現狀。它只會使農產品價格降低，從而將農業生產力提高的效益轉移到城市。

　　要讓農村保持穩定，必須加大支農資金投入。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展開，農業人口逐漸下降，支農資金也可以逐步減少。中國政府稱，2005年國家的支農投入為3000億元，占GDP的1.6%。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大。但是中國還可以大幅增加農業投入。中國目前的經常賬戶盈余約為GDP的5%。為何中國可以將這么多錢送到國外，而農民卻如此困窘呢？我認為中國可以而且應該在2010年之前將支農資金提高到1萬億元(約占2010年GDP的3%)。

　　用利息稅和財產稅支援農業

　　我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兩種稅收途徑來支付支農財政債券的利息。政府、企業和普通家庭的存款達27萬億元。這些存款的利息收入可能達到4050億元。按20%的稅率對這些利息收入征稅，可以獲得810億元的稅收收入。

　　對利息收入征收20%的稅，是中國幾年前為鼓勵消費采取的措施。這個稅種的確沒有促進消費，它只不過使投機更甚。對于這個稅種，政府應該要么廢止它，要么就將它的收入用于支持農業。考慮到農村面臨的穩定性壓力，我認為政府最好是選擇后者。

　　中國能夠而且應該按0.5-1%的稅率逐步征收財產稅，用來支付支農財政債券的利息。中國普通家庭的財產總額可能接近GDP總值——只要征收0.5%的財產稅，就可以獲得900億元的稅收。

　　這兩部分稅收加起來約為1700億元，它足以支撐國家以4%的利息發行4.2萬億元支農財政債券。通過發行這種債券，中國的過剩儲蓄將不再轉化為貿易順差，而是轉化為來自農村的內需。這個政策可以同時解決中國的兩個最大的問題：使農村更加穩定，并減少貿易摩擦。

　　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是讓中國轉向消費主導型經濟的另一步關鍵舉措。中國的勞動力在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過程中遇到一些摩擦，這使得勞動力過剩的問題無法通過降低工資的途徑來解決。

　　在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維持一個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當工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現金流向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就會出現供給過剩、通貨緊縮、資金流動性過剩以及資產泡沫。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可以增加消費、穩定經濟。

　　就沿海地區而言，我認為中國應該在2010年之前實現2000元/月的最低工資水平目標，這大概是當前通行的最低工資水平的三倍。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大多數是農民工。這些農民工將打工賺來的錢寄回老家，我認為這是中國農村至今保持穩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應該是穩定農村、促進消費的戰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把國家財產分給國民

　　最后，中國還應該將政府掌控的財產分配給國民，從而為大眾消費主導型經濟創造基礎。沒有財富基礎，消費只能是疲弱的。二十年前，中國普通家庭基本上沒有任何財產，因為一切歸政府所有。到現在，盡管家庭財產總額已經增長到GDP的兩倍，但是大部分財產只屬于其中很小一部分人。

　　波士頓咨詢公司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0.6%的家庭，擁有著私有財產總量的60%。針對收入和財產所做的其他所有研究都表明，中國人沒有足夠的財力基礎來支撐一個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我認為對這個問題進行補救的鑰匙，掌握在中國政府手里。

　　中央和地方政府擁有大量國有企業、土地以及礦產資源。這些資產的總價值分攤到國民身上，可能達到15000元/人。如果政府把這些財產均分給國民，將帶來十年甚至更長的消費型繁榮。

　　而且，這個舉措可以加快城市化進程。這筆錢可以使大量農民買得起城市房產，從而成為正式的城市居民，而不是居住在建筑工地宿舍的沒有著落的農民工。

　　中國面臨的挑戰很嚴重，但是并非無法解決。通過適當的政策調整，中國應該可以戰勝需求不足、農民低收入、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和貿易伙伴摩擦加劇等方面的挑戰。

　　(作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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