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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之前已經有非常多的人在談教育產業化問題。產業化這個提法本身很不清晰。教育分為很多層級，基礎教育根本不可能產業化。
1998年開始的擴招實際上和教育產業化并沒有直接的聯系。擴招之后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貧困學生上學難、大學生就業難、部分學校教學質量下降、學校把很大精力放到盈利性活動中去等等。但是我們不能將這些問題完全歸咎于擴招。事實上這些問題在擴招以
前就存在，只不過在擴招之后，上大學人群的覆蓋面擴大了，使這些問題顯得更嚴重。
教育的第一要義是公平性，但公平與否，不同的角度看也會有不同的結果。擴招顯然擴大了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機會，擴大了機會公平，這是不容置疑的。
根據聯合國數據，擴招前中國只有不到8%的適齡青年能上大學。當時印度是8%，在人均GDP和中國不相上下的菲律賓，以及人均GDP略高于中國的泰國，這個數字在31-37%左右。到現在，中國已經有21%的適齡青年能夠上大學，從數量上看是大大增加了公平性。
擴招后，農村子弟上大學的數量比例增加了。根據上海教育科學研究所胡瑞文教授提供的數字，我國1998年招收大學生108萬，其中農村子弟40萬，占37%；2005年招收大學生447萬，其中農村子弟230萬，占51%。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農村子弟上大學不但絕對數字上升得很快，比例也增加了。
公平的最核心部分是機會公平。擴招給了適齡青年更多的選擇機會，其利遠大于弊。當前要做的不是否定改革的大方向，而是考慮怎么把擴招的弊端降到最小。
大學擴招后為什么有些人認為不公平了呢？是因為他為自己上大學的子女交了每年5000元的學費。從他的角度來看，從他家庭的角度來看，是不公平了。但是大學是非義務教育，即使是擴招后的今天，也是28個家庭才有一個人上大學。憑什么要讓27個家庭交稅來支持這一個家庭的子女免費上大學呢？從社會的角度出發，過去的那種由全社會出錢，供不到1%的家庭的子女免費上大學，而絕大部分家庭還要交學費送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事，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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