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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思想之鄢烈山專欄
春節后這段時間，繼胡陳“饅頭”之爭后，最受輿論關注的人物當數北大教授鞏獻田和張維迎。媒體上法學界批駁鞏獻田的文章車載斗量，本人最欣賞的是3月2日《南方周末》上徐扒教授的答記者問，既一腔善意地肯定了鞏獻田所提問題(“話頭”)的尖銳性和重要性，又深入剖析了鞏獻田“出錯”的思想背景和展現的“常識性困惑”，這種與人為善的理性
論辯比我們習用的“萬炮齊轟”更有價值和力量。這里且說張維迎。
自從2月27日《中國青年報》刊出《經濟學界“左”派“右”派握手》一文，報道在清華大學里召開“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研討會內容后，張維迎的兩段話成了眾矢之的。
這兩段話，一是“張維迎則認為，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二是“盡管與會許多人反對，但張維迎堅持認為，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
我之所以一直沒有加入“討伐”張維迎的行列，最大的顧忌是：這些話真是張維迎講的嗎？記者的報道是間接引述，這兩段話都沒有加引號，可見不是原話；就算他真的講過這些話，針對什么，在什么樣的具體語境下講的？脫離了上下文，很可能是斷章取義，歪曲了張維迎的原意。我們知道張維迎究竟講了些什么，對他的批駁才算有的放矢，才算下筆嚴謹，才能尊重論敵。
就以上兩個觀點而言，既像張講的，又不像他講的。張維迎以精英自居，對民眾特別是網民表示輕蔑，我曾多次撰文批評他的傲慢與偏見(拙文《兩種傲慢都要不得》，保留在東方網我的專欄中)。但是，張維迎如果真的說過“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他用這樣的“則認為”來反駁楊帆關于“以后的改革要通過人大立法，要公眾討論、民意測驗”，豈不是太弱智了，怎么符合他的教授身份？第一，楊帆講的是改革，是公共事務和決策，怎么能轉移命題，與“(學術)觀點”混為一談？“觀點”可以自認為正確，不妨堅持到底，公共決策怎么能不尊重民意？有血有肉有思維的民眾畢竟不是機器，不是單靠指令就可以驅使的。第二，“正確的觀點”，符合“科學”的觀點，不是自封的，是要經過證明的，是要經過檢驗的，雖然不能用投票來判定一個“觀點”正確與否。
關于第二段話，我想，張維迎講的應該是，如果改革進一步深化，真正實行市場取向，由行政權力主導資源配置轉型為由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健全和完善法制，真正實行依法治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當然是當下享有種種特權和尋租機會的領導干部。這話有什么錯呢？問題在于漢語沒有過去時、將來時和現在時之分，而《中國青年報》上的表述含混不清，人們便認為上面那些話是張對既往和當下的評判。如果說以往和當下的改革是領導干部利益受損最大而不是工人農民，那當然是指鹿為馬，為眾論所不容。而關于“強調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既像他的觀點又不像他的觀點。說不像，張在講國企改革時，似乎并不尊重工人的既得利益，對于將國企工人的“生老病死有依靠”“置換”成“下崗工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似乎一點也不憐恤。說像，是因為以他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一直排斥民眾對改革決策的參與，若仍然循此思路，“改革”確實改不下去，這是大實話。
我很希望看到張維迎的長篇大論，就像2月27日那天《中國青年報》刊出的對社會學教授孫立平的專訪一樣，給他充分表達的機會。這樣對我們深入討論是大有益處的。
中國的改革本來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這意味著是探索，有試錯，隨時要反饋執行結果，有可能要重新選擇到達彼岸的路徑。所以，反思改革本是題中應有之義，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知名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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