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對經濟學家兩種傲慢都要不得

　　□鄢烈山

　　香港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先生關于“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的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據說引發了網民新一輪“對所謂經濟學家的批評和謾罵”。站出來回應的，與經濟學家搭界的人，我看到的有幾位，包括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世界銀行研究部研究員、武大和北大等大學的博導鄒恒甫，近期《南方人物周刊》發表的對他的訪談，可以說是

對丁學良觀點的論證和補充；還有是《經濟學消息報》的總編高小勇和《中國改革》雜志的主編新望，與我一樣本職是傳媒人。高小勇為“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們受到的惡評鳴不平，不僅認為他們有“捍衛科學和理性”的大智大勇，而且斷言“其實，貧富差距拉大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新望也是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說話，正面評價他們，但他的評價與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進程相聯系，在肯定中國經濟學家“獨有的幸運”和三大貢獻，為他們“洗冤”的同時，也承認中國當下存在形成一個“壞的市場經濟”框架的危險，呼吁矯正偏差，實行“民主的改革，公平的改革，大眾參與的改革”。(參見《財經時報》)

　　本文不擬從我的視角詳細評點上述四人的觀點，限于篇幅只想談一點比較明顯的感受。

　　一種是學院派的傲慢與偏見。它指向直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社會實踐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經常在傳媒上就重大政策、決策向公眾發表意見的人；鄒恒甫譏之為“新聞媒體經濟學家”。

　　應當承認，致力于學術研究，爭取多出學術成果，是所有學者、教授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們應當像鄒恒甫所說的那樣“耐得住寂寞”；鄒先生說“書生自有嶙峋骨”，他最厭憎“權錢交合”，這是非常難得的；至于鄒先生抨擊“國內現在出名的經濟學家，都是學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學者”，這個全稱判斷是否允當可以討論，其反對“官、商、學通吃”的初衷也不乏針對性；而他致力于引進國際上先進的經濟學教材，在數理金融、數理經濟方面開國內之先河更是功不可歿。但是，他不該用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多少論文做惟一的尺度，來評價中國的經濟學家。鄒恒甫在上海財大演講時說：“他們著名，著名在哪里呢？都發過些什么文章呢？都擺出來看看嘛！”國內發的，中文寫的，當然都是不算數的。他瞧得起張五常，因為他在美國有些論文；他比較瞧得起林毅夫，因為“林毅夫有兩篇有價值的文章”；他敢于睥睨中國經濟學界，也是“知道我在國外還有點文章”，“所以，我說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張維迎是九流，大多數人都不入流”。

　　我覺得這不是狂不狂的問題，只要真是了不起，不僅是中國不可多得的而且是中國不可或缺的才智之士，態度狂傲一點，我們就該“笑納”。然而，在海外發表幾篇英文論文就真的那么了不起嗎？中國當下最需要的是學術象牙塔的頂尖人物，還是腳踏實地，有力推動中國轉型，加速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人物？我認為后者更重要，或者說需要更多的后者。我們出一兩個經濟學大師為中國爭光為學術錦上添花那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中國是后發國家，中國面臨的大量經濟學問題，都是人家探討過的；中國面對的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未必是國際經濟學界所關心的、至少不是“前沿”的問題。中國當下最需要的是向官員與民眾普及經濟學常識(所謂“更新觀念”)，“經世致用”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寶貴的文化傳統。因此，參與中國當前的改革開放實踐，對公共政策發表意見，不論是以公民的身份還是專家的身份，都是值得尊敬的。對于中國經濟學家對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貢獻，新望先生已有令人信服的論述，本文不必重復。

　　這里，不僅涉及到如何歷史地、現實地評價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而且關涉到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家，或者說，經濟學家在中國的發展進步中如何定位的大問題。我的結論是，經濟學家群體可以有不同偏好，甘坐冷板凳的與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應當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不要文人相輕、唯我獨尊。

　　另一種傲慢與偏見，我不知如何命名貼切。

　　在我看來，一些經濟學家之所以不大像經濟學家，主要是沒有“明晰”自己的身份：一、你可以像余秋雨那樣認為自己“為企業利益代言”(或為別的特殊群體、集團)代言很正常，但應明示是企業的形象大使、公關代理而不能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貌似公允的言論來混淆視聽，公與私、顯與隱兩種身份不能模糊。二、你是學者，就應當堅持真理多講理想的模式，為社會樹立一個正義的值得不懈追求的目標；你不是幕僚，不能只為“主公”思謀當前的對策，不能將“最優選擇”視為虛幻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之，將所謂“次優選擇”合理化為實際上的“最優選擇”，并使之合法化、定型化。有位經濟學博士說：“深受現代經濟學理念熏陶的當代經濟學界，對任何沒有現實可行性的政策主張都缺乏興趣”，我怎么聽都覺得不像學者而像“上書”干謁者講的話。三、你的術業有專攻，經濟學領域的事你也不可能一通百通，不能包打天下越界發表“專家”意見；如果越界就要像我一樣，只是以一個普通公民和讀書人的身份講話。

　　現在有學者在呼吁反對“民粹主義”，我也認為應當警惕“民粹主義”；但同時要警惕將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混為一談，假反“民粹”之名而反對“四大民主”(即十六大講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本文講的反對兩種傲慢與偏見，不僅是針對經濟學界的，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各學科都一樣。

　　讀者眾議

　　經濟學家的道德困境

　　經濟學家所謂的“不講道德”應該理解為經濟學對關于“道德”的事物不做評判，不做研究。但在目前中國也許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這種經濟學“不講道德”背后的邏輯其實是“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的二分法，事實判斷是否完全能排除背后的價值預設，這是存疑的。而且，中國的經濟學家過多地牽扯到了利益集團之中，如果說其研究是非常客觀的，這也讓人懷疑。

　　第二，假如承認學者的研究是客觀的，是“道德無涉”的，如果只是限制在學術領域內，不論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結果多么違反我們的道德直覺(比如說例證出對危重病人投入社會資源是無效的，應該將其資源投入其它領域)，也值得認真對待。

　　但是，如果經濟學家的研究超越純粹的學術領域而進入社會領域，發生對社會問題的影響的話，再不講“道德”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是依靠一定的基本價值情感所維系在一起的。

　　更復雜的是，在經濟學的邏輯中，道德問題已經作為“偏好”給出，所關注的只是到達目標的手段而已。但在社會現實中，道德問題是彌散化的，實現手段上往往又會發生道德問題，而這種問題通常無法消解。

　　一個例子是一些高校的改革，此舉將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作為目標，意圖通過引入學術競爭這種市場化模式。就其這一手段本身而言，已牽涉到了道德問題，即市場化的競爭只在教師之間展開，而不涉及到占學校主體的行政人員，這違反了基本的公平——即便是要犧牲，為什么要這部分人而不是另一部分人犧牲？

　　現在的很多改革有這樣的色彩。比如工人下崗，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提高企業效率的必須，下崗是以小換大，這換取了整個社會“蛋糕”的變大。

　　在經濟學家的思路中，一項政策是否可行，要看在既定目標下，其實施能否導致一個潛在的帕累托改進：即便有人利益受到損失，只要總體利益的增加比受損的利益大，政策就是可以實施的，因為受損的利益是可以受到補償的，而補償之后整體利益仍有所增長。至于是否受到補償，在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這是政治學家的事情。在中國，經濟學家們認為在我們這種現實約束下，這是不重要的。

　　這種思路本身是存疑的，還會涉及到其他的道德問題：為什么是工人下崗，為什么不是搞垮企業的經理下崗？經濟學的思路沒法處理這樣的道德問題，而經濟學的思路應用時又會面臨這樣的道德問題，這是我們現在經濟學家的困境所在。

　　———姚志偉，中山大學政治于公共事務管理系博士生

　　部分經濟學家形象欠佳

　　說實話，我們也看不起部分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的言論經常與事實出入很大，甚至相反。

　　如2001年中期中國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已經超過60倍，絕大部分投資者都已意識到市場已經走向瘋狂，但部分經濟學家偏說股市的上漲僅僅是恢復性的，有的還明確預言股指將要漲到5000點。目前股指已經跌去50%以上，市場仍沒有見底的跡象。又如2004年，一些城市的商品房價格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地居民的購買能力，房地產市場已經淪為少數有錢人投機搏傻的市場，但很多經濟學家依然宣稱房地產市場很正常，房地產的價格還會繼續上漲10年！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老一輩經濟學家為整個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樣贏得了社會的廣泛尊重。為什么當前一些經濟學家經常受到社會公眾的譴責？

　　第一，經濟問題是全社會最關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的言行格外受人注目。經濟學家長期生活在聚光燈下，甚至成為媒體關注的明星群體。言多必失，部分經濟學家的錯誤觀點也就很容易被社會所關注。

　　第二，經濟學家容易受到金錢的誘惑，但經濟學并不研究如何去賺錢，經濟學家們很難單純依靠專業知識去直接賺錢。對國內經濟學家來說，目前最有效的賺錢方式就是應邀演講或成為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一次演講的出場費一般都是1萬至2萬元，獨立董事的年薪一般為3萬至5萬元。而要獲得這樣的收入，知名度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部分經濟學家迫于賺錢的目的，總是希望保持較高的曝光率：因此只要是社會熱點問題，只要是有人愿意聽的問題，他們就會奮不顧身地插上一足，而不論這些問題受否屬于他自己研究的領域。同樣道理，少數學術品行不好的學者淪落為少數企業或特定階層的代言人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三，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對經濟學人才需求巨大，導致高校大量開設經濟學專業，而不能保證嚴謹的學術訓練。這樣出來的學者，無知者無畏，自然什么話都敢說了。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就以“氣只可鼓不可泄”為由反對中央采取

　　———鄧璐璐上海隆瑞投資顧問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