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吳敬璉 窮人怕改革反對改革的根源在哪里

　　水皮

　　水皮雜談“吳敬璉的反思是不是馬后炮”發表后，讀者見仁見智，贊成的有，反對的也有。有人尖銳地反問水皮，你是不是只會評論別人的不是，你有自己的這論或那論嗎？

　　這真是把水皮逼到了墻腳根。在議論吳敬璉的反思的時候，水皮曾經提到盡管出自吳

敬璉先生之口的反思來得遲了點，但是因為是吳的反思，所以還是有價值的。在此前有關中國改革的爭論中，吳先生始終給人以改革捍衛者的形象，而且在言論中也的確有些學者也的確以改革者自居，壟斷改革，否定反思，骨子里透露出來的新權威主義令人難以忍受。水皮把這種情結歸結為改革原教旨主義，這種情結和“新左派”們的復辟情結是一樣的，都以理性的面目出現，同樣都是非理性的選擇。

　　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一直都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有點走到哪兒算哪兒的味道。經濟體制改革單騎突進，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過來制約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早就教導過我們的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要相適應，否則就會造成社會的撕裂，這就是為什么貧富差距會越拉越大的原因，為什么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受到全國人民都一致歡迎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念在今天難以成為共同富裕實踐的原因。

　　吳學軍在致水皮的信中批評水皮沒有讀懂吳敬璉，他在信中回答了水皮搞不明白的疑問，為什么窮人怕改革，甚至反對改革。吳學軍認為，這是因為改革到了今天，利益集團扭曲改革措施的機制已經形成，而且扭曲的技巧已經嫻熟，扭曲機制運行的效率和能量已經大于正常社會運作的效率和能量。在利益扭曲機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數人(主要是窮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為將改革的措施轉化為一種利益掠奪的手段。我們可以注意到一種現象：為了克服某種弊端而出臺一種措施，過了一段時間后，弊端死灰復燃，結果是該種弊端和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強化原來的弊端。比如在

　　吳學軍沒有告訴水皮這種扭曲的根源在哪里，又如何改變這種扭曲。事實上，在這種扭曲沒有被改變之前，任何改革都只是一種善良的愿望，都不能給大多數人帶來好處，更不用講窮人，這樣的改革又有什么意義？又怎么會受到大家的歡迎呢？

　　最近清華大學教授關于治理“公車私用”的建議引起極大的反彈，因為這位教授開出的藥方是讓“大多數

　　公務員買得起私車和“公車私用”是一回事嗎？“公車私用”實際上是公務員的道德問題，當然也是一個政府機構的管理問題。好多年前，千家駒先生曾提出過高薪養廉的建議來治理腐敗。建議的出發點不能說不好，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權力相對制衡的制度設計，高薪根本不可能養廉。公車改革的初衷原來是為了控制財政支出，但是現在已經演變成了一種變相的官員福利。本來中央三令五申規定副部級以下干部不準配備專車，但是現在已經車改的地方，從上到下都制定了個人車貼。在蘇州地區，一個科級干部的車貼達到了每月2500元的標準，帶點職務的人人都有，原來不合理的財政支出非但沒有減下來，反而被合理地量化到了個人。而在公車的改革上原來有一個非常簡便的辦法，那就是取消公車之后，公務員辦公事憑

　　因為，政府的權力過大，過于集中。改革的對象是自己，改革的方案自己定，改革操作者還是自己，當然改革的受益者也就是自己。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結果。

　　改革至今，中國社會已經出現多種利益群體，但是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資源卻千差萬別。同樣是國有企業改革，工人是下崗分流，管理層是MBO，他們的利益又怎么才能一致？精英群體擁有政治權力、資本權力同時還擁有話語權，平民群體既不擁有政治權力，也不擁有資本權力，更不擁有話語權，他們的利益如何平衡？這些當然不是經濟學家的課題，而是政治學家的課題。

　　對中國政治了解的人都知道，主導中國改革的力量從來就不是什么經濟學家，所以不存在經濟學家誤導改革的問題，人們對于經濟學家的指責無非是尋找替罪羊的一種表現。經濟學家們也大可不必為此矯情，也大可不必為此較勁。

　　水皮倒是希望，已經看到改革缺陷的吳敬璉們能夠為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多做直接的正面的積極的呼吁。只有在政治體制推進也得以推進的情況下，經濟體制的改革才能平穩有序地推進，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環境才有可能建立，才可能避免既得利益集團和窮人結盟反對改革這種可悲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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