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吳敬璉變了嗎 為什么春節前后判若兩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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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2月16日 08:58 中華工商時報 | |||||||||
2006年的春節對于每一個北京人來講意義都是不一樣的,孩子們第一次聽到了震天的炮竹聲,而老人們則重溫了久違的喧鬧。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正是在2月11日,也就是農歷元宵節之前的一天在北京召開的,按照中國人的習俗,十五之前都是春節。正是在這個會上,吳敬璉先生放出了2006年經濟學界一顆最大的“衛星”,老先生坦言中國改革四大缺陷的報道成為第二天互聯網上點擊率
吳敬璉在這個主題為“新階段中國改革發展的主要特征與挑戰”的年會上究竟講了些什么會引起媒體如此的關照呢? 被吳先生總結的四大改革缺陷之一是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壟斷行業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 被吳先生總結的四大缺陷之二是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 被吳先生總結的四大缺陷之三是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強化相反有削弱的趨勢。 被吳先生總結的四大缺陷之四是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增長轉變。由于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行政腐敗等造成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并引起了部分群眾對現實生活中消極現象的強烈不滿。 坦率地講,吳先生總結的中國改革四大缺陷并不是什么新發現,相反正是這些已經被人們習以為常而且差點被人誤導為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的問題的存在,才引起了2004年到2005年間人們對于中國社會經濟改革路徑的反思。從這個意義上講,吳先生的反思沒有體現出一個智者的先見之明,反而有“馬后炮”之嫌。 然而,即使是“馬后炮”,吳先生對于改革的反思也是有價值的,因為這是吳先生的反思。 如果水皮沒有記錯的話,春節前的吳敬璉并不是現在的吳敬璉。在春節前財經年會上,吳先生也談到了改革,但是在最后,這位老先生提高嗓門說的那句話同樣令人震驚。吳敬璉說的是要警惕既得利益者和窮人結盟從而成為改革的反對力量。此前吳先生在評論銀行賤賣論時更是義正言辭地要求大家看看鼓噪賤賣論的都是些什么人。 不怕大家笑話,水皮至今并不明白為什么在新的一輪改革中,既得利益者和窮人會結盟。既得利益者反對傷害其利益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窮人又為什么怕改革呢?我的同事說這很好理解,因為窮人害怕不確定,改革會讓他們更窮。水皮就問,如果改革不能讓窮人擺脫貧困,我們又為什么要改革呢?窮人反對的改革難道是我們這些自我定義為改革者們需要的,我們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改革嗎?中國28年的改革開放難道不是讓一部分窮人先富起來從而讓所有的窮人都共同富裕的過程嗎?誰也不能抹殺中國28年的改革成就,但是,同樣我們也不能否定改革,或者講某些已經被市場證明是被錯誤的方式方法所主導的改革所帶來的問題。“房改把人腰包掏空,教改把人二老逼瘋,社保讓你明天喝西北風,醫改給你提前送終”之所以能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問,既然中國的改革一直在推進,中國經濟不斷高速增長,為什么自己今天還活得如此艱難,明天又是如此迷惘? 春節前后,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一份中國人的收入狀況報告。數字表明,收入最低的15%的人口占有的財富僅為全部的2.75%,只有最高收入的15%的人口的4.6%。換句話講,中國人口中最窮的15%和最富的15%的差距是25倍,水皮相信這樣的樣本中間不包括農村人口。這就是中國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現實,這樣的現實使得發改委的報告根本就不敢計算基尼系數是多少,只是籠統地說在0.4左右,而根據國際組織的統計,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更為糟糕的是,我們至今看不到縮小這種不合理的貧富差距的跡象,我們的經濟學家還在高唱效率優先的“主旋律”。 與過去動輒把人們對于改革反思的呼聲定義為否定改革的憤青表現不一樣。吳先生現在認為,除了關系改革整體路線上的爭議需要進行政治層面上的大是大非的辯論外,對于改革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一些措施是否存在給市場化和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偏向,或者說某些口號是否帶有市場原教宗主義的色彩,即便是這樣很尖銳的問題,和整體上否定改革的爭論還是有區別的,不要混為一談。對于改革成敗得失的爭論,包括對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品德、個人品德提出的質疑和指責,在個人大是大非上都有明確的界限,因此,還是應當采取百家爭鳴的方針,能夠依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來進行,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最終總能達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共同提高的目的。 吳先生如此大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為什么春節前后會判若兩人呢? 一種可能是現實的教育,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刺激老先生的遭遇引發其對社會的認識。 一種可能是輿論的壓力,近年來老先生的言論引起正面共鳴的少,引起負面抨擊的多。 一種可能是學術的頓悟,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并非水火不相融,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已經影響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 而最可能發生的則是吳先生終于搭準了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脈動,政策的取向實際上早就給出了明顯的信號。在這一點上,劉國光先生的反應要比吳敬璉先生敏感得多,劉先生的反應也比吳先生快得多。 古人曰,“六十耳順,七十知天命”。2006年的春節不但讓吳先生耳順了,而且開始知天命了,于公于私,于國于家,都是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