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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一次“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發言時呼吁，要改變目前在學術爭論中出現的危險弊端：“對于各領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和經濟學家的學術道德問題，應該分開來做更具體的討論”，強調“學術觀點與人品不能混為一談。”(《北京晨報》2月13日)
吳先生提出這樣的說法，顯然與最近一些經濟學家的人品遭到廣泛的懷疑有關。如
果人們對經濟學家采取玉石俱焚泥沙俱下的態度，一概拒之千里，確實有使討論陷于僵局的危險，不利于某些真知灼見的發出，從而影響到某些經濟政策的必要調整。但即便如此，所謂“學術觀點與人品不能混為一談”的說法，如同另一位經濟學家盛洪曾經強調過的學術討論中“不能懷疑對方的動機，不能懷疑對方的智商”一樣，似乎都忽略了經濟學科的特點，其有違常識之狀令人訝異。
在許多時候和許多領域，的確不能以人品判定學術水平高低和觀點正誤，如據傳元代著名大書法家趙孟頫人品低劣，亡國之君李煜填的詞至今被人傳誦，200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作家奈保爾是個自認的嫖客……學術與人品，在這些領域的確不能混談。然而并非所有的學術領域都是如此———經濟學家的學術和人品就是必須要“混談”的，此外還有政治家、醫學家等。這是因為這些職業具有其特殊性。譬如一名醫學家，如果在其眼中個人經濟利益高過他人生命，就很有可能對病人采取“過度治療”的方案；一名政治家如果道德低劣，就極有可能欺罔公眾，一旦掌權后就會損公肥私。當前的經濟學家亦是如此，因為經濟學家所掌握的是“經世濟民”之學，許多經濟學家成為了政府部門的智囊，其發表的學術觀點經常直接關系到公共政策的取向，進而影響到某項社會事業的進程。此時，如果有經濟學家人品低劣膽大妄為，不惜以誤導改革的形式，損害廣大群眾以維護某些利益集團，后果就將極其嚴重。
去年年底的時候，有好事者搜集整理出一份“中國經濟學家駭人聽聞的語錄大全”，一時轟動網絡上下：“房價漲得快是正常現象……是好事”；“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中國股市很健康，早晚沖上三千點”；“自行車比汽車的污染還要大”……。我想請教吳敬璉先生：如果聽任上述“學術觀點”引導改革，中國將走向何方？這般信口雌黃的所謂“學術觀點”，豈是道德水準及格的學者所能講出？又怎能不與其人品“混談”？
當然，在經濟學界講什么“學術觀點與人品不能混為一談”，這種觀點或許并不是吳敬璉先生的發明，早在前幾年就已經有經濟學家講過“經濟學不講道德”了。但是，從“國際慣例”來看，這卻的確是違背經濟學基本性質的逆動，是對公眾的愚弄。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岡納·繆達爾曾經強調：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應當滿懷人類的同情心，獻身于“公共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信條。瑞典皇家科學院1998年在向阿馬蒂亞·森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曾這樣贊譽道：“他在重大經濟問題的討論中，再度注入了倫理層面的思考。”這些，難道不是足以說明，以人道精神為精神核心才是一名經濟學家的最高境界，經濟學的思考與道德倫理的思考原本就應該是溶為一體的嗎？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學術觀點與人品不能混為一談”，等于變相抽去了經濟學的脊梁骨。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學術水平普遍還不太高，甚至“真正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這都不足奇怪，但在學術觀點與人品關系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國某些主流經濟學家與西方經濟學界的識見竟是如此迥異，令人一時無語。
郭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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