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缺失成不爭事實 中國第三輪改革即將到來(3)

　　誰的改革？為誰而改？

　　當GDP總量排名全球第六、甚至可能第四，當工業領域的產能過剩已嚴重到需要政府重點解決的時候，中國的社會財富總量達到空前規模。

　　但對普通勞動者來說，經濟增長不等于自身收入增加、更不等于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

提高；產能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于需求，尤其是內需不足而過剩！探究造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就不得不涉及到“誰的改革”、“為誰而改”的討論。

　　有兩組數據分別表明，普通勞動者從經濟增長中的獲益程度很有限；同時有限獲益還被轉移殆盡。一組數據是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李志寧測算，從1978年到1999年的22年間，有7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占當年GDP的比重較上一年稍高、其余15年都比上一年稍低；而從總體上看，在GDP高增長過程中，工資總額占GDP中的比重卻不斷下降——從最高的1980年的17.1%，幾乎是“穩步地”下降到最低的1998年的11.7%、足足下降了5.4個百分點。李志寧文章未包括近幾年數據。記者測算了近幾年工資總額占GDP中的比重，基本上在12%左右搖擺，譬如2002年為12.8%、2003年為12.6%。另一組數據是工資總額與部分大宗商品和服務的比較：2003年的全國工資總額為14744億元，而全年

　　普通勞動者為何不能充分享有經濟增長的好處？直接原因是一般勞力價格被過分低估。對此現象，供求關系失衡是一般多見的解釋；還有人質疑若政府通過制定“最低工資”等手段干預，就會影響正常的市場競爭狀態。但現實中，正常的市場競爭狀態既不是行政壟斷、也不是不公平競爭或過度競爭。中國的勞力市場則存在明顯的過度競爭現象，此外雇工企業還設法逃避對勞力提供必要勞動保障的義務。勞力工資本已低廉，如果再不把養老基金、

　　事實顯然在作證：普通勞動者在改革、在經濟發展中處于邊緣化的位置，在改革過程中是“作為他者而存在”。這也說明缺乏民主參與的改革和發展，并不能給普通勞動者帶來真正的福利，反倒是處于相對或絕對被剝奪的地位。

　　改革的初始動機，是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27年之后的現狀，表明改革取向已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扭曲，需要予以修正。甚至有觀點認為，像中國這樣的資源條件，繼續追求經濟高增長、追求GDP總量和人均GDP上向美國看齊未必可行且不一定必要，惟有公民權利的擴張是不受自然資源所限，并且高于經濟價值的。

　　我們真的節省了“交易費用”？

　　——參照中國，對前蘇聯東歐改革的再解讀

　　近年來，由美國《時代》雜志前任編輯、美國高盛公司政治經濟問題資深顧問、中國清華大學兼職教授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風靡一時�！氨本┕沧R”是與“華盛頓共識”相對應的概念，后者指以新自由主義為價值觀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自由市場的堅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氨本┕沧R”的定義角度有多重，最引起爭議的是在政府強力推動的改革是否“節省了交易費用”。作為比較，肯定一方常舉到前蘇東歐、印度的例子——在差不多的條件下起步，因采用了不同策略，其改革成就遠遠落后于中國。

　　事實怎樣呢？該如何看待？對此，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進行了深入分析——

　　“劇變”后的中東歐各國，對轉軌后的“分家”的必要性問題盡管存在共識，但具體“如何分家”卻存在爭議。各國中，除前東德由富裕強大的西德拿出巨資把一切包下來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實行了國有資產全民初始分配而解決了矛盾之外，其余各國的“分家”過程都拖得很長。波蘭的格但斯克造船廠談了五年，羅馬尼亞的日烏河谷煤礦談了十二年，這樣的例子確非罕見；波蘭在1991年至1993年間因私有化進程中的具體問題還頻繁發生請愿、示威、游行和罷工。

　　但私有化實現后波蘭人就安靜了，在轉軌前和“如何分家”的談判中極為活躍的工會，在“分家”有了公正結果的許多私有化企業中，也都幾乎無疾而終，特別是跨企業的社會性、政治性工會大都在這些企業“自行消失”�！肮�會嚇跑投資者”的所謂“波蘭病”現已大有改變，近年來波蘭吸引外資已經趕上匈牙利而居于中東歐榜首。

　　俄羅斯的例子與中東歐不同，當時葉利欽政府實際上是借通貨膨脹和資產重新定價之機賴掉了原先許諾的資產分配。主要的國有資產根本就沒有“分”。后來的寡頭恰恰是在1994年俄國私有化“改分為賣”之后，一些權貴通過“內部人交易”、把國家沒有拿出來分給國民的那些資產占為己有的結果。但由于俄羅斯畢竟還有些民主建構，政府處置公產還算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資格，社會有關利益各方在這過程中也有過不少談判，也經歷過相當激烈的討價還價和妥協。

　　綜上，這些國家和地區在轉軌過程中確實消耗了許多精力、損失了不少時間。這是造成其轉軌困局、而中國能夠避免這種困局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劇變”使蘇東國家權力受到限制的同時，國家責任卻很難推卸，使其國民在擺脫舊體制束縛的時候，還能繼續享有甚至更好地享有國家的保護；同時，通過國民參與、討價還價，轉軌結果也會更具公信力，使其具有較好的穩定發展潛力。

　　在中國，缺乏國民參與、由政府強力推動的改革的隱憂在于：如此避免的“交易費用”究竟是真的節約下來了，還是只是欠下了？這些都需要再觀察。而中國改革面臨的公正性缺失已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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