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實：收入差距擴大不是市場化的錯

　　收入差距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更多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政府應從制度和政策上保證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性，財政投入要向公共服務傾斜

　　□ 本報記者 言揚 徐寒梅

　　當前不少人把收入差距拉大歸咎于市場化改革。對此，常年從事收入分配問題調查和

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李實持不同觀點。他認為收入差距擴大不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而是因為市場被扭曲、改革不到位和社會保障機制不配套。

　　民工工資為何長年不變

　　《財經時報》：現在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日益嚴峻。廣東省GDP十幾年來增長了好幾倍，而2000萬外來民工的收入基本上沒有增長。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

　　李實：民工問題反映了中國城鄉差距問題。民工中很大部分是作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的。他們在農村的收入本來就很低，其邊際生產力甚至可能是零。這種情況下進城就業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只要城市提供可以滿足其生存的工資水平，他們就會愿意到城市來。

　　此外，由于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農村剩余勞動力突然間大量涌向城市造成城市勞動力過度供給，這會壓低勞動力供給價格，使工資水平難以提高。在勞動相對于資本處于弱勢地位的情況下，工資被壓低、勞動時間延長、缺乏勞動保障等現象很難避免。

　　《財經時報》：如何才能改變勞動者弱勢地位，做到公平調節收入分配？

　　李實：一是通過工會等組織，加強集體談判力量，迫使資本做出讓步。二是通過政府的介入。政府應制訂相應的政策法規，如限制工作時間、規范勞動條件，強制企業為民工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這兩方面都是應該而且能夠做到，而中國目前在這兩個方面是欠缺的。市場之外的制度因素缺失造成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失衡，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地位很難改變。

　　不是市場化的錯

　　《財經時報》：現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擴大歸咎于市場化改革，你怎么看？

　　李實：這種論斷缺乏對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構造。

　　造成當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城鄉差距。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占全國收入差距的40%左右。1997年后，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遠遠超過城市內部差距和農村內部差距，成為過去一段時期內全國收入差距擴大的最大推進因素。

　　可以說，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與市場化改革本身幾乎沒有關系，相反，它們是由于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制度和政策傾斜，帶來城鄉之間巨大差距。如果由市場發揮作用來調節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問題不會這么嚴重。

　　中國的政府往往會干預市場，而且政府本身并非一個中立的機構，它有很強的利益傾向。這種情況下的市場必然是扭曲的市場。

　　《財經時報》：那么市場對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有什么影響？

　　李實：我們的調查表明，在過去十幾年中，教育收益率不斷上升，也就是說，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越高。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應該歸結于市場機制。市場按個人對市場的貢獻分配收入，對人力資本的回報越來越高了，這是中國社會的一種進步表現。人們不會對這種收入差距產生不滿。

　　當然，市場本身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中國目前的市場仍處于初級階段并遭到扭曲，市場本身的運作存在很多問題。即使是成熟的市場，也會存在市場缺陷。這種不成熟的、扭曲的和有缺陷的市場，會產生很多突發性的暴利機會，這種暴利機會可能被小部分人抓住，從而導致收入差距擴大。

　　此外，市場化改革會帶來經濟結構調整。這種調整必然會使很多人失業下崗或收入下降，從而導致收入差距擴大。

　　不應讓個人承擔轉型代價

　　《財經時報》：國企改革打破了鐵飯碗，卻沒有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這是不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李實：這方面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由于改革不配套，政府推卸責任造成的。當時的改革步伐可能是走得太快了，政府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承受，因此只能把轉型代價轉嫁到個人頭上。

　　政府在改革之前，應該設計配套的社會保障機制，緩沖改革所帶來的后果。當然這方面并非一時就可以做到的。

　　此外，政府應該事先就考慮到，改革的代價可能會落到哪些人身上，應預先從財政上制定詳細預算計劃，對那些可能為改革承受代價的人做出補償。從財力上講，這本來完全可以做到。然而政府寧愿把錢投向別處，也不愿用來補償國企下崗工人，使得大量下崗職工個人為社會承受轉型的代價。

　　《財經時報》：如何看待收入差距問題和公平之間的關系？

　　李實：收入差距問題和公平問題并不是完全對等的。并不是說收入差距越大，就越不公平。人們認同個人能力、個人努力、高教育水平帶來的收入差距，但不認同權力和關系等帶來的收入差距，如以權謀私、貪污行賄等現象。從不平等指數上看，即使它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大，但是對人們的公平感帶來很大沖擊。

　　政府公共服務要跟上

　　《財經時報》：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會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帶來什么影響？

　　李實：收入分配差距太大會導致內需不足，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更多依賴外貿出口，這會受制于國際市場的風險；此外也迫使政府依靠發行國債、擴大政府投資來拉動內需，這種政府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令人懷疑。因此有很多人擔心中國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性。

　　內需不足還有一個原因是政府在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太少，從而給消費者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居民謹慎的消費行為。

　　《財經時報》：怎樣減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就可以減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實：不完全如此，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首先要用市場機制來決定收入水平。比如要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應該促進城鄉勞動力流動，保證農民進城后的基本權利和平等的社會地位。要縮小地區收入分配差距，就應促成生產要素由市場來配置，減少政府的地方割據，減少壟斷部門對資源的控制。

　　同時，政府在公共財政資金的分配上應更強調公平性，沒有公平性，就不能稱之為公共財政。比如說同樣一個項目，政府投資建于一個發達地區，可能會比在一個落后地區建得更好，但這個項目對于兩個地區人民生活帶來的邊際效用是不一樣的。這時政府財政部門就應該在公平性問題上進行權衡，不應簡單地按“商業公司”的“效率”邏輯來決定投資去向。

　　《財經時報》：如果政府能先解決社會保障機制問題，消除人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后顧之憂，那么人們的創業和消費需求就會大大增加，這種情況下爆發出來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帶來遠遠大于政府財政對于某個具體項目的投資回報。

　　李實：這涉及到長期效應和短期效應之間的權衡。教育是長期項目，幾年之內難見效應。現在政府的任期制，導致官員更多地關心短期效應而不是長期效應，從而導致短期行為。所以很多問題，歸根結底與體制因素和政府行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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