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期待不同階層收入流動

　　一個市場化程度高，競爭機會相對平等的社會，權力資本對個體社會中的代際流動以及代內流動的影響作用就會相對縮小一些

　　權衡

　　新年伊始，人們仍然熱衷于討論收入差距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

筆者近期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否必然會對和諧社會帶來不利影響和挑戰？

　　國際經驗表明，在相當多的國家里，不同階層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盡管擴大了很多，但是未必會產生社會不和諧甚至不穩定。因此，不能夠簡單地認為，收入差距擴大就必然帶來社會不穩定、不和諧。非常關鍵的一個問題是，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還要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居民收入流動性是否非常快�？梢哉J為，與收入差距擴大程度本身相比較，不同階層之間的居民收入流動性大小如何，更能對和諧社會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和意義。因為，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流動性越高，這種較高的收入流動性就能夠抵消或者緩沖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社會沖突、壓力和矛盾。

　　考驗機會公平程度

　　其實，收入流動性問題的實質在于能夠反映社會發展中的機會平等程度。機會平等對于促進收入流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影響機會平等的因素也有許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權力資本，二是教育資本，三是某種特殊的制度安排。我們通過考察收入流動性程度大小，可以看出一個社會權力資本、教育資本、制度安排等分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可以看出一個社會人們面臨的機會是否平等。

　　首先，權力因素是否在不同的代際之間發揮著某種作用。如果一個社會中，權力要素占據社會地位的核心，高度集中的權力運行機制必定對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具有控制和影響作用，不同代際之間甚至代內之間的權力傳遞性就非常強。例如，在一個權力資本對社會個體的代內流動以及代際流動具有重要影響的作用下，對其父親有權的那些人來說，其職業選擇以及收入增長和收入流動一定會在權力要素的幫助和作用下擁有更多更好的機會，而越是這樣，就意味著社會機會的越不平等；相反，如果一個社會權力因素對個體收入的代際和代內流動不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那就意味著一個父親有權的家庭，其父親權力因素、家庭背景以及收入狀況并不直接影響或決定其子女的收入流動和職業選擇，同樣也就意味著經濟社會的機會是平等的。

　　其次，教育資本同樣也會影響收入流動性大小。一般而言，教育資本往往作為后致性因素影響個體社會的流動性。如果這種后致性因素影響了代際之間的收入流動，即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家庭背景、收入狀況等直接決定或者影響其子女的受教育狀況、收入狀況并且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則說明這個社會機會也是不平等的。因為它從客觀上排除了個人通過教育等后天努力去改變收入狀況、社會地位的機會和可能。事實已經證明，一個市場化程度高，競爭機會相對平等的社會，權力資本對個體社會中的代際流動以及代內流動的影響作用就會相對縮小一些。

　　城鄉戶籍制阻礙和諧

　　許多制度性安排作為先賦性因素，仍然影響和制約著個體社會中的代際和代內流動。實際上，往往相對一個個體而言，某種制度環境實際上是一種先賦性因素，個體無法在短期內加以改變，只能夠接受它，就像人們永遠無法一生下來就能夠改變自己所面臨的生產方式一樣。從廣義上說，市場經濟制度作為一種相對公平的制度環境，為個體的努力提供了自由競爭的環境；但是這并非意味著所有的制度，包括那些具體的體制和制度都是如此。例如，迄今為止的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將人口強制性地分割為兩個部分即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并且嚴格限制農民在鄉—城之間的流動以及整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盡管經濟學理論分析已經表明，包括資本和勞動力等在內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資源有效配置，實現生產要素所有者按要素貢獻參與收益分配，但是中國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實際上一方面配合價格剪刀差政策推行的同時，也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特別是限制農民從農村流向城市，剝奪了農民進城選擇就業的機會；同時，二元戶籍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居民享有的種種特殊的補貼(肉食補貼、價格補貼等)、社會福利制度、

　　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之前，人們特別關注家庭背景、家庭出身以及父母是否擁有干部身份政治權力因素的作用等。因為政治權力因素成為影響甚至決定代際流動的關鍵性因素。家庭背景和出身較好的個體相對就會有比一般家庭更容易獲得晉升、提拔以及收入流動的機會。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干部決定干部”，“工人決定工人”，“農民決定農民”，人們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往往很難通過個體自身的后天努力得到改變。

　　但是隨著市場化的改革，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逐步引進了市場意識和競爭機制，市場機制激勵人們以個人才能獲得市場回報，教育作為最重要的決定收入流動的因素逐步取代政治權力的作用。盡管權力因素在當前的市場經濟生活中仍然繼續發揮一定的影響和作用，但是和以前相比較，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對于多數個體的代際和代內流動而言，人們可以擺脫其家庭背景、父母出身以及家庭收入狀況等因素影響，通過學習獲得人力資本和教育資本投資改變自身的狀況，后天性因素逐步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所以，一定的社會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不可怕，我們更擔心和憂慮的是一個社會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缺乏收入流動性。我們向往和諧社會，我們期待著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流動。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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