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幾個問題(2)

　　二、國有企業整體改制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徑。

　　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已經十多年。直至目前，股份制在國資委直接持股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自身卻基本沒有體現。實際上我們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通過政府“授權經營”，在國有企業控股的下一層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來實現。這種改制模式存在結構性缺陷：上一層的問題是，國資委與保留著大量舊體制因素

的這一層企業，很容易恢復和保持根深蒂固的“行政隸屬關系”，出資人對國有企業的產權軟約束的狀況基本沒有改變；下一層則是國有企業控股上市公司，猶如“舊體制控制新體制”。這就使企業改制走入了誤區。從上到下很難建立有效公司治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也很難實現。例如媒體不斷披露的存續公司控制上市公司制造的丑聞，已經令人觸目驚心。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總結十年企業改革的經驗，明確提出要“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具有重要現實針對性。

　　我們分析一下“剝離上市”這種改制形式的結構性缺陷。

　　通過

　　這種“剝離上市”方式使國資委直接面對的存續公司都是全資國有。這種格局使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等大量舊制度因素得以保存，國資委與一級企業很難建立責權明晰、約束有力的產權關系，卻很容易將國資委由一個“出資人機構”被拖回到“行政管理機構”，最終是體制復歸。

　　存續公司背著沉重的體制包袱和社會負擔，沒有得到改造，卻搖身一變成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這個沒有嚴格產權約束的控股股東，很難使所有權到位，也很難產生正常的股東行為。舊的制度因素很容易地通過控股關系傳導至上市公司。在這種舊體制控制新體制的格局下，上市公司要建立有效公司治理，成為真正意義的現代企業是相當困難的。

　　存續公司作為控股股東有多重目標。一方面它承擔著原企業富余人員、不良資產和不良債務的處置任務，另一方面控制著有融資能力的上市公司。為解決存續部分的困難，國有母體可支配的資源往往就是上市公司。一般的作法是，在包裝上市時，把包袱留在控股公司，上市成功后再轉嫁給上市公司。因此，多數國有母體與上市公司兩部分形分實合，無論在管理者兼職、業務關聯、公共設施交叉，甚至在資產、財務、資金等方面都保留著許許多多不明不白的關系。特別是國有母體與上市公司領導人大幅度交叉任職，使控股股東和上市公司都失去了獨立性。高管人員成了“雙面人”，追求的目標變得模糊不清。當他們坐在上市公司董事長和經理的位置時，就要做出最大努力，爭取上市公司創造良好業績，實現公司和股東權益最大化；當他們站在國有母體的立場考慮問題時，又企圖通過兼職的方便施用控股權和關聯交易，向上市公司轉嫁負擔，使續存部分的經濟狀況得以改善。在現實情況下，由于來自內部人的壓力更加具體和現實，控股公司往往不惜犧牲上市公司而保全存續公司的利益，挖上市公司墻角，甚至掏空上市公司。更有甚者，一些高管人員利用身跨兩邊的便利，謀取私利。搞不好就會成為控股股東“圈錢”的“提款機”。

　　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核心，是解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情況下保證所有者最終控制權的問題。因此，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動力來自股東。從披露的大量公司丑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人為扭曲公司治理的根源卻大都來自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可以設想，如果股東是不承擔產權責任的假股東，并沒有為維護股東權益而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的熱情，那么內部人則更希望為保持自己的控制權，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控股股東由于公司治理結構被扭曲而可以得到特殊的好處，那么中小股東的權益也就全無保證；如果控股股東的內部人與上市公司經營者結盟或私下交易，那么資產流失就是必然的結果。

　　從目前情況看，僅由證監會出面要求控股公司與上市公司“三分開”還不足以解決問題�？朔�結構性缺陷，必須從改善結構入手。對大型國有企業進行整體改制，國資委直接持有國有股權，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促進企業機制轉換的重要途徑。

　　但是，這里有很大的難度�？煽紤]汲取國有銀行通過資產管理公司專業處理存續問題的經驗，探索將不良資產、冗員等剝離，在國資委監督下，委托專業公司或托管公司處理，實現企業整體改制。

　　三、可持續發展和企業的社會責任

　　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由于經濟增長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傳統增長模式基礎之上。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在人們基本生活保障條件有所改善的同時，資源約束明顯增強，還不斷遭受自然力量的報復。甚至使人們連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新鮮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都成了問題。

　　以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為標志，我們進入了一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急劇變動、極為重要的發展時期。一方面經濟、社會轉型，提供了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大動力；另一方面經濟、社會和環境的不均衡，使各種矛盾不斷暴露。三是這也是消耗資源最多，人與自然較量最為嚴重的時期。

　　以大量消耗資源、損害環境為代價的外延式粗放型發展已經無以為繼。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但增長機制卻存在缺陷。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勢已在必行，關鍵是推進改革。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消除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性障礙。

　　關鍵是進一步調整政府、市場與企業的關系。實踐證明，任何試圖以政府力量取代企業創造力的做法都會制約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中應發揮主導作用，為市場在配置稀缺資源中的基礎作用創造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有必要代替市場主體決定進入哪個市場、決策投資項目或指揮銀行貸款。政府對企業更大的影響力的是它設計的體制框架和政策環境，而不是介入競爭過程或直接干預。政策的界限和權能的邊界在于，企業的行為必須受法律法規的約束，但政府必須承認企業的獨立地位。只要依法經營，企業“內部性”的事物不是政府直接干預的領域。企業行為中的那些“外部性”影響，如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環境保護、土地使用、安全衛生、員工最低收入等是政府必須從公共利益出發，利用經濟、法律、技術法規和標準等政策工具進行切實干預的領域�，F在的問題是企業“內部性”的事政府管了許多，企業“外部性”的事政府尚未很好地承擔起責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提供政策法制框架，進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企業自主決策、自擔風險，以效益為目標創造經濟增長；社會中介組織在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間提供信息、溝通、自律、公證等服務。三者各自就位，相互協調、互動才能形成區域經濟的內在增長機制。

　　發展服務業，降低交易成本，強化增值鏈條，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穩固的產業結構基礎。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三次產業構成，世界平均值分別是3.9%、29.8%、66.3%。我國是16.4%、50.2%、33.4%。在統計的44個國家和地區中,第三產業低于中國的只有緬甸和尼日利亞。分別是33.1%和24.5%。俄羅斯、印度、巴西分別是54,6%、48.2%、63.4%。2003年中國第三產業進一步降低到32.2%。把工業化與第三產業對立起來，是經濟增長機制不健全的重要表現。實際上，發達的服務業不僅可以為大眾提供良好生活服務的消費性服務業，有利于擴大內需；而且服務業為產前、產中、產后提供的生產性服務，是制造業降低交易成本最重要的環節；再有，服務業對制造業的增值功能不能小視。外國人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中國人也說要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但是在現代產業發展中，在包括研發、設計、信息、品牌、供應鏈管理、零售、金融、保險、物流、投資等在內的整個產業鏈中，“制造”只是一個環節，而且是消耗資源最多、污染環境最嚴重，而增值量又較低的環節。服務業不發展，在產業鏈分工中就只能處于“賣苦力”的地位，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環節帶來的效益。

　　加速技術進步，建立科技創新機制，構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技術基礎。20世紀后期世界經濟增長半數以上來自科技創新，而我們所占的比例卻相對較小�？萍紕撔聶C制不健全是經濟增長方式落后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企業和政府重生產能力投入，輕技術投入；重硬件投入，輕軟件投入；重經營設施投入，輕人力資源開發投入。也就是重外延式擴張，輕內涵素質提高。從技術來源看，滿足于一輪又一輪的技術引進。從生產經營看，滿足于沒有品牌的生產能力。要著力解決科技投入不足、科技體制落后和科研成果轉化難的問題。中國人口多，資源匱乏，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資源環境是巨大的制約因素。但是約束條件應當轉化為技術、體制和管理創新和突破的動力。日本在發展中受到資源的約束，致力于在節約能源方面的努力。70年代世界石油危機，日本的汽車以節油的優勢一舉獲勝，贏得世界市場。以色列水資源極度貧乏，這個約束條件使他們致力于節水農業的探索。結果，一個貧水國家卻成了農業科技強國。南非曾受到石油禁運的制裁，幾經努力，他們在煤炭轉化為液體燃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面對若干剛性制約因素，如果我們不能有重大技術突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幾乎是不能實現的。其中資源利用效率、能源支撐能力和環境改善，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里，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以什么指導思想，走什么道路具有決定意義。首當其沖的是，中國企業面臨重大技術突破的歷史任務。

　　完善國家調控政策，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良好宏觀環境。在市場經濟中，政府這只看不見的手是必不可少的。但國家應當盡量減少用行政手段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除極特殊情況外決不要用干預微觀的辦法企圖實現調控宏觀的目標。國家應用好財政、稅收、利率、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有三個標志性方面：一是經濟發展中資源消耗多少，即資源消耗率；二是環境受損害的程度和可修復性；三是技術進步的貢獻和自主知識產權。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導力量是政府。但在實現可持續發展中企業扮演特殊重要的角色，必須承擔企業公民的責任。實際上，企業在創造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也是直接和間接浪費資源、損害環境的責任單位。走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道路，實現新型工業化，對企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面對已經十分嚴峻的形勢，任何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都應拋棄那種惟利是圖、急功近利的惡習，應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努力為社會做出貢獻。企業把目標集中于投資回報是一大進步，但決不應忘卻自己的社會責任。實際上，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發展循環經濟、開發綠色產品、推進綠色生產、建設節約型社會等，原則上講都是必須靠企業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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