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增長模式：關鍵在哪里

　　-孫立平/文

　　近幾年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已經在我國獲得越來越高的認同。之所以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還不僅僅在于舊的增長模式難以將經濟增長的成果體現為人民福祉的有效提高，以及在這樣的增長中出現了種種的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能夠忍受舊的增長模式帶來的種種弊病和問題，這種發展模式本身也走不下去了。

　　新模式缺少支持機制

　　去年和前年發生的“兩荒”，以象征性的方式預言了中國舊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極限。

　　今年發生的“油荒”，使人們真切地體會到什么是對于經濟增長的資源制約。盡管人們過去也無數次地講，世界上的資源是有限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原材料和

　　去年的“民工荒”則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表明這種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在此之前，許多人相信，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幾乎是無限的，因而，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成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和建構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新的社會發展理念相繼提出。從更現實的層面來說，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中高速度、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已經被視為世界上的一個奇跡，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如果要實現中國經濟未來10年、2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就必須重構新的基礎和動力。而這種新的基礎和動力，集中體現在充沛的內需是否能夠形成上。進一步說，為了形成這種充沛的內需，就必須調整利益關系，因為在日益兩極化的社會中，富人的需求飽和和窮人的缺少購買力會從兩個方面嚴重窒息內需的形成。從最近一兩年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道理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到。

　　然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并非易事。有人在查找資料時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類似的轉變發展模式的思想就在不斷被提出。在10年前“九五”計劃中，更曾經明確提出“要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有專門研究發展模式的專家指出，這些觀念和提法對于實際的發展模式并沒有發揮明顯的影響。甚至可以說，現實中的發展模式與理想的發展模式之間的距離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這說明什么問題？也許是說明我們的體制和機制不能對新的發展模式提供支持。

　　吳敬璉先生曾舉過一個例子，北京是世界上技術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應是高新技術基地、創新基地，但發展了兩年，財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選擇了汽車業，創造了200天的“現代奇跡”。還有深圳，有望成為世界性企業的兩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都在那里，而作為信息中心的深圳在反思其發展道路時，認為問題是結構過輕，要向重

　　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之所以困難，關鍵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將宏觀的邏輯有效地轉化為微觀機制，因為就全國而言的宏觀邏輯與在地方層面上的微觀機制并不總是一致的，有時甚至是相矛盾的。要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的動力，就需要技術創新，要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要減少環境污染，創造內需要調整利益關系等這樣的道理，在整個社會意義上來說，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但一到具體的地方，邏輯往往就不是這樣了。比如，假如有一筆資金，是將其投入到一個粗放型的項目上去，還是投入到環境污染的治理上去？很明顯，前者可以出政績，出財政收入，后者就沒有立刻可以見效的收益。同樣是有一筆錢，是將其投入到農村義務教育上去，還是投入到一個項目上去？也同樣明顯，后者可以很快帶來經濟收益特別是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是很重要的財政收入，而前者得到的只是潛在的未來收益。因此可以說，越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兩者的不一致就越是突出；不需要花錢的時候，兩者很容易一致，需要錢的時候，兩者的矛盾就會凸現出來。 　　

　　如何建立微觀機制

　　建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微觀機制，當然涉及到許多方面，比如在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上就涉及地方政府和企業等各個方面。在這里，我們只討論與地方政府有關的因素，因為在目前我國的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仍然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落實新的政績觀。

　　由于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中政府仍然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和配置資源的權力，政府仍然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著特殊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行為取向就成為能否形成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換、落實建構和諧社會具體措施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在一個對下負責的社會中，政府的行為會更多地為民意所左右，使經濟發展直接造福百姓、治理污染、改善環境、發展教育、強化社會保障等，必然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關注。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地方官員實際上仍然是由上級政府任命的，而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據，就是所謂政績。前些年，在這個政績中，GDP的增長速度是一個幾乎壓倒一切的指標。為了追求這個指標，大上、快上項目成了官員的首選，效益、環境、社會問題，都只能為其讓路。盡管這兩三年，提出了新政績觀，GDP的指標有所弱化，但在實際工作中，經濟增長、經濟實力等，仍然是評價官員最重要的甚至是最硬的指標。而且，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即使是其他政績指標的實現，也往往需要以經濟實力為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貫徹新政績觀，就是造就這個微觀機制的首要因素。

　　但是，必須看到，僅僅有政績觀或政績考核指標的變化是遠遠不夠的。只要是用指標體系來考核干部，即便這種指標非常科學，也還會出現種種問題。比如，由于近年來倡導新政績觀，加入了環境等方面的因素，在有的地方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地方政府超越自己的財政能力，大量向銀行貸款，來鋪草坪，建綠地，結果地方財政負債累累，鋪的卻是嚴重浪費水資源的草坪。

　　可以說，只要對地方官員的考核完全依賴政績，無論這種政績指標多么科學，實施起來都會走樣變形。因此，關鍵的問題是要形成能夠有效影響和制約地方政府行為取向的內在結構。由于我國的民主選舉制度還不健全，從現實性上來說，就是應當發揮和強化地方人大的制約作用。之所以強調這個結構因素，是因為政府是有任期的。正如有人指出的，地方官實際上就是兩年半到三年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內搞不出來能讓人家看得見的成果，就升不了官。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有一種天然的短期行為取向，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政府莫不如此。關鍵是要有制約的結構。

　　與政府相比，人大雖然也是有任期的，但人們對人大沒有像對政府那樣的政績要求。因而，人大會比政府有更長遠的考慮，對未來也更為關心。這就如同在西方，議會也要比政府更加關心環境和教育等問題一樣。要形成這樣的一種制約機制，尤其要強化人大在審批政府預算上的作用，因為政府的行為取向往往要通過公共開支預算來實現。但就這個問題來講，目前人大對政府財政預算的審議還是遠遠不夠的，有的僅僅是走走過場而已。

　　建立轉換增長模式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微觀機制，還有一個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稅制改革。

　　現在一些地方正在進行從生產型增值稅到消費型增值稅的改革。這個改革對于轉換增長模式和建構和諧社會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雖然這項改革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考慮，但實際上有著更為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影響到地方政府的行為取向。我們知道，影響地方政府行為取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財政收入。但我們現在的稅收主要產生在生產的環節上，流通的環節上有一部分，消費的環節上很少，財富的環節上幾乎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自然更多關心上項目、搞建設，而較少關注民眾收入的提高，幾乎也是必然的。因此，必須在稅收和財政的環節上，為增長模式轉換和構建和諧社會造就與宏觀邏輯相一致的微觀機制。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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