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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音
把中國在很多領域的改革出現的問題都歸罪于經濟學家是不夠客觀的。多數經濟學家沒有那么大能量左右中國改革進程，他們只是參謀，如果他們還能當上參謀的話 因為丁學良教授關于“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的
一席談話所引起的爭論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蔓延著。各大主流媒體、各個經濟學的專業網站都在議論這件事情，甚至你在街頭巷尾都能聽到紛紛的議論。經濟學家這個群體剎那間再次成為了輿論的焦點，只不過這一次在大多數人的話語里“經濟學家”這個詞匯成為了一個被貶斥的對象。
丁學良教授所列數的經濟學家們的“幾大罪狀”，倒是多有合理之處。一些經濟學家的職業道德和操守確實值得懷疑，即使連一些同行也不能不對有些人嗤之以鼻。當下關于經濟學家職業道德和操守的討論似乎就像剛過去不久的那場關于法學家“良心”的討論一樣，讓人們，包括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重新思考一個問題：那些在知識上占有優勢的人們應該為誰說話？
爭論的細節就不必再去回顧了。經濟學家成為眾矢之的不是沒有原因的。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批“經濟學家”，包括那些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讓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遭受這樣的詬病。中國怎么平地冒出來這么多經濟學家呢？一邊是飽讀詩書的學者“十年磨一劍”亦不敢自稱經濟學家，一邊是剛能看懂經濟學ABC的人就敢“指點江山”，真是“無知者無畏”“我是經濟學家我怕誰”。還有一些經濟學家搬著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東西到中國來做實驗，其效果可想而知。
我不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去關注現實問題，研究現實問題。經濟學家們的群體個性帶有鮮明的中國傳統特點。中國的知識分子最講什么？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經濟學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面臨的任務、環境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們是不一樣的。在中國這樣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環境下，要求經濟學家都躲在書齋里面不動聲色，“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不僅僅于學術研究無益，也不符合中國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理念。況且中國的經濟改革越來越到了一個“深水區”，正需要經濟學家們“走出來”為這個國家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里面講過，評價一個知識分子首先應該看他是否對現實具有敏銳的洞察力。要求學者都去研究理論自然也是一種不客觀的觀點。但是一哄而上，都去對現實問題指指點點也不是什么好事。經濟學家們成為眾矢之的不單單是經濟學家們的問題，還有我們的學術評價標準、科研管理體制、社會評價體制等等一系列問題。
看到爭論的雙方已經“上升”到了罵人的“高度”，顯然爭論已然是被異化了。這場爭論承載了太多太多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了它本身所能夠承載的范圍。 就像硝煙還沒有散盡的“郎顧之爭”，已經不是簡單的幾個人的口水戰的問題了，它承載著在這場社會變革當中得益一方的揚揚自得，更承載著受損一方的無可奈何。不過，有一點，我覺得需要明確，不管社會是如何討厭有些所謂的“經濟學家”，不管在我們的話語里面“經濟學家”是如何“臭名昭著”，我還是認為，把中國在很多領域的改革出現的問題都歸罪于經濟學家是不夠客觀的。大多數所謂的經濟學家沒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左右中國的改革進程，他們大多數只是參謀，如果他們還能當上參謀的話。民間所流傳的所謂“新三座大山”的說法——教育改革產業化、醫療體制商業化、房地產業商品化中，哪一個中都有那些“接受過正統經濟學教育”的經濟學家的影子。但是反過來一想，是否經濟學家就應該為這些問題承擔完全責任，是不是經濟學家正是這些問題中最容易被抓出來“泄憤”者？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煌煌史書給我們記錄了不少替罪羊的故事。一些經濟學家應當反省自躬，然而我們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又多么需要我們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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