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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天津召開的中國藥師周大會上，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負責人指出，造成當前群眾看病貴、藥品價格高的三大原因，是體制不合理、藥品生產經營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市場監管工作不到位。
我們注意到，發改委人士的這番表態有兩個明確的背景：一是10月上旬發改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對幾十種藥品大幅度價格下調，然而執行效果不佳；二是更早些時候，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醫療改革報告摘要中得出了“醫療改革不成功”的結論。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醫療服務體系尤其是醫療市場，面臨著自1985年啟動市場化改革以來第二次重大的體制改革。首當其沖的，便是醫藥流通市場的改革。
為什么藥費支出越來越高？為什么藥品的價格越降越貴？回顧醫改20年歷史，“以藥養醫”的模式成為今天人所共知的詬病。客觀地看，“以藥養醫”是改革之初出于醫療服務價格難以提高、醫院無法通過醫療服務自負盈虧的無奈之舉。久而久之，“以藥養醫”成為一種體制慣性，由此滋生了藥品流通環節中的既得利益群體。一方面，醫生用什么藥、開什么方子，不僅關系到個人的收入高低，更關系到所在醫院的整體收入；另一方面，能不能讓某家醫院、某個醫生用自己生產的藥品，已經和藥品本身的質量、成本無關，而更多的是和藥品能給交易雙方帶來多少利益有關了。可以說，今天的醫藥流通市場，作為藥品的最終埋單人，普通消費者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市場成為整個藥品流通鏈條中售賣各方共謀欺詐的黑箱。
醫藥不分的藥品流通模式扭曲的是醫療服務和藥品制造兩個領域。不僅僅老百姓抱怨的藥價高與之息息相關，發改委提及的藥品生產管理低水平和重復建設也同樣是這一市場扭曲的產物。這種共生式的改革“死角”，也極大程度地阻礙了政府的行政監管，可以說，藥品行政降價令正是這樣被市場的既得利益網一次次地消解于無形的。
這樣看來，如果想把藥價切實降下來，僅僅有一道道降價令牌是遠遠不夠的。不能觸動體制的弊端，再狠的藥品降價都能通過其他方式補償回去。因此，雖然人人都知道醫藥分離是克制“以藥養醫”的有效手段，但這還不是改革的全部內容。明確醫藥如何分離，才是改革的關鍵。
醫藥分離目的在于打破藥品銷售同醫療機構之間一榮俱榮的利益格局。然而，形成這種利益紐帶的關鍵因素在于醫療市場中天然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一個人得了什么病，有多嚴重，需要吃什么藥，藥品的價格是多少，所有涉及醫療服務消費中的關鍵信息，其定價權都掌握在市場中的專家——醫生手中。在患者消費醫療服務的過程中，幾乎不存在任何對等的信息以進行價格博弈。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信息“黑幕”，加之醫療消費的需求彈性幾乎為零，給藥品定價的人才可能有恃無恐。
因此，醫藥分離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能否扭轉醫療市場定價的信息不對稱狀況。以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主要有兩種模式。在由政府負擔全民醫療開支的國家，政府會成立專門的專家機構，在國家財政進行醫藥費用支出前，由該機構監督醫療單位的藥方和藥品開支情況，并與醫療機構進行醫藥費用的價格談判，防止醫療機構夸大費用支出。在以醫療保險模式為主的國家，價格談判的任務大多由醫療保險機構和保險公司擔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哪種模式，都突出了價格談判中第三方專家意見的重要，而不是政府行政力量的強行介入，因為后者顯然對消除信息不對稱無能為力。
更進一步來看，第三方監督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僅僅是平衡信息。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共性質，要求在醫療市場中凸顯政府責任所代表的社會公正，而第三方監督的方式正好可以富有效率地體現這種政府責任。同時，在政府不直接干預的情況下，一個有效的醫療保險市場也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
用市場的方式解決市場的問題，政府的責任在于管理和引導，而不是干預。我們相信，醫療體制的第二次改革，將成為檢驗政府管理能力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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