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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邵穎波
10月28日媒體報道了中央一批任免決定，其中包括免去61歲的張保慶教育部副部長的職務。張保慶副部長最近的“名氣”來自于他的一系列言論，這位資深的教育行政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不僅猛烈地抨擊了幾個省市地方政府在大學生助學貸款問題上的拖沓，對銀行部門的消極態度也未留情面。尤其是說到大學的亂收費問題，更
斷然指出問題的實質是“學校收費上癮”。
教育改革問題向來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和難點都較多。張保慶先生的言論引起社會的高度共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先放下他的言論正確與否不說，也不論這些言論對于真正解決教育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有多少幫助。
張保慶副部長在臨退休前的幾次公開場合下表達了自己的心聲，這其中不僅有從事教育管理工作的經驗所得，更有對教育事業，對貧困學生的一片深情，在這樣的理智和這樣的心境之下，產生出來的對教育事業的深深憂思，以及因為即將離任而抱有遺憾和焦慮，應該得到社會各方面的理解和寬容。我們還是應該為“離職敢言”者的存在感到慶幸。
但執行退休制度是法律的要求，是不可回避的現實，一位副部長到期離任再正常不過。張副部長離開了行政崗位，但是他的經驗、學識，以及他的情感和膽識仍然會有機會作為一種價值發揮出來，他敢說真話的表現增加了他獲得這些機會的概率，這也是值得慶幸的一個方面。有報道說，他因此成為公眾寄予厚望的人物。
為什么會被“寄予厚望”呢？因為人們希望在“敢言”之后，更應當敢行。
張保慶副部長的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熱愛，來自于他的退休，他比一般的外界人士看到了更多的問題，但卻因為年齡的原因而無法繼續為此拼搏為此奉獻。但是，我們也從中感到了另一種遺憾，因為我們相信教育領域存在問題并不始于今日。
我們除了稱贊這個“離職敢言”之后，我們還需把希望寄托在后來人身上，寄托于那些接替了行政崗位的人身上。在教育領域的諸多具體問題上，“共識”原本早就存在了，比如說加大農村基礎教育設施的投入問題，比如反對教育產業化問題，比如堅決反對大中小學的亂收費問題，進一步發展民辦教育問題等等，人們統一于這些命題之下，但卻在解決之道方面分道揚鑣。
為什么，歸根到底在利益糾葛過于龐雜。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應該，但錢從哪來呢？國家、地方和個人，各自的義務比例是多少，通過什么辦法進行，如何監督貫徹落實到位？這只是其中之一，說到其他方面情況也大同小異。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作為國家政府機構能不能讓自身擺脫這些糾纏，身在其中的官員能不能讓自身擺脫這些糾纏，他能不能少考慮一些在體制環境里的個人得失，在能發揮作用的時候最大限度地忠誠于教育事業本身？在張保慶副部長離職之后，大家對此寄予的希望看來是越來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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