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罵林毅夫 窮人太窮是因為收入移動性太小

　　文/袁曉明

　　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有“基尼”指數表示貧富差距的現狀，而“收入移動性”(Income Mobility)卻是另一個表示是否機會公平以及能否縮小貧富差距的參數。

　　“收入移動性”是表示在一定的時間段里家庭收入變化的一個參數，如果把家庭收入

數額比作一個“梯子”，移動性就表示在“梯子”上的上升或下滑，具體地講，比如最低收入5%的家庭在五年后有多少上升到更高的層次，有多少還留在5%的最低層。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格里·貝克曾根據自己的研究指出，美國“收入移動性”參數很高，說明上一輩的優勢對下一代財富的建立只有很小的影響。但是，《紐約時報》在近期一個有關“階層”的系列報道分析中卻得出與格里·貝克相同的答案，認為在過去的幾年來，美國社會的“收入移動性”越來越小，換言之，富人的后代就一定是富人，而窮人的后代也極可能繼承上一代的貧窮。

　　應該說，作為美國自由派媒體的代表，《紐約時報》自然是以美國“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去抨擊當政的共和黨的減稅經濟政策，當然，格里·貝克的觀點也有些絕對，因為家庭富有與貧窮對下一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我同意美國“收入移動性”參數事實上大到足以給貧窮家庭的美國人機會，如果他們珍惜機會并付出努力，他們便能夠向上移動，許多當初帶著幾百美元到美國的旅美華人，如今已進入美國中產階層的事實便是很好的例證。

　　一般來講，除了家境以外，有兩大因素影響“收入移動性”參數，一是受教育的程度，二是職業的不同。根據美國有關機構的統計，上大學與否在年薪上有約三萬美元的差距，而職業的選擇也與受教育程度有關，不同的職業在收入上則拉開更大的檔次，比如，醫生的收入就比超級市場的收銀員高了許多，因為做醫生要求接受高等的教育、付出更大的投資和更多的辛苦。

　　由此看來，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至關重要的。那么，美國的大學給窮人家的孩子能提供相對公平的機會嗎？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有各種獎學金、助學金、學生貸款等經濟上的幫助，基本上沒有美國的高中生因為經濟上的原因上不了大學。此外，美國求職市場是按供需來決定的，極少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美國在受教育和就業上有相對平等的機會。這就是為什么格里·貝克認為美國“收入移動性”很高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有關當今中國縮小貧富差距的評議，其實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在討論中國社會的“收入移動性”參數。一方認為縮小貧富差距主要應該在富人那頭，比如通過提高稅收讓富人的收入有所減少，但也有經濟學家提出應該著眼于窮人這端。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近期就指出，“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窮。”解決問題的關鍵集中到“窮人致富”上。對于林毅夫“貧富差距在于窮人太窮”的論斷，中國媒體上有許多的異議甚至是譴責。最近，香港的大學教授丁學良也發表了意見，認為“窮人太窮論”是有錢人的說法。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爭論雙方都強調所有人都應依法納稅。

　　公平地講，對林毅夫的說法進行譴責有失偏頗，因為林毅夫并沒有講窮人太窮是由窮人自己造成。對于中國社會貧窮的根源，林毅夫指出了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等因素，這都并非是窮人自身的原因。其實，應該對林毅夫“窮人太窮論”做出補充的是，“窮人太窮論”是因為中國社會“收入移動性”太小，也就是中國貧窮的家庭缺少向上移動的機會。從影響“收入移動性”的兩個主要因素即受教育的程度和職業的選擇來看，中國的窮人尤其是農村公民在這兩方面的確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而中國多年來的戶口政策還限制了中國公民在自己國家選擇工作、生活地的基本權利。

　　值得一提的是，據媒體報道，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在25日召開的中央綜治委2005年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公安部正在抓緊研究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擬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同時，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為落戶的基本條件，逐步放寬大中城市戶口遷移限制。”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口的界限無疑是提高中國社會“收入移動性”參數的重要舉措，需要盡快落實。

　　此外，中國急需加強農村中小學教育，做到真正的義務教育。由于中國沿海和大城市的勞動成本在不斷增長，同時中國的發達地區要發展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因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需要向中小城市和農村轉移，這是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幫助中國窮人致富的主要途徑之一，這與全球化的經濟形勢下發達國家一些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有異曲同工的作用。中國為實現這樣的產業戰略轉移，發展中地區主要是農村需要有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力資源準備。

　　建議中國政府和經濟學界對中國的“收入移動性”參數進行調查、分析和監視，以幫助制訂和執行幫助窮人家庭能往“梯子”上端攀升的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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