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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 劉軍紅
日本應放棄僥幸，切實拿出政治成本，而不要幻想建立能夠在對華政經領域都取得超額利潤的所謂“防火墻”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近期，小泉“第五拜”后，中日政治空氣驟然降溫。為避免“政冷
經熱”演變為“政經雙冷”，日本發出一種信息，建議在中日關系中創建“防火墻”，阻止歷史問題波及經濟氣候，日本共同社等媒體頻頻發表評論，希望中方把“政冷”和“經熱”隔絕開來。毫無疑問，“防火墻”之說只是代表日本的用心和愿望。但這個墻究竟用什么“材料”打造，怎么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防火？
在小泉10月17日參拜靖國神社后的第二天，一貫不對中日關系發言的美國政府破例喊話，稱中日的歷史問題已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提出將中日歷史問題從政治關系中剝離出來，由美國出面協調中日民間學者和有識之士共同討論之。這種提法與銀行不良債權的解決方法有異曲同之妙。常見的不良債權的解決方法就是將不良債權從銀行帳戶中剝離出來，交由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這種方法或許與所謂的“防火墻”之說不無聯系。
假設中日歷史問題可以模仿“剝離法”來解決，“防火墻之說”還真是個好思路。但問題是，中日歷史問題涉及“歷史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國民感情的現實刺激問題，很難簡單剝離。就算可以剝離出來，封閉起來，暫時擱置，也無法從根本上防止“新增不良債權”的發生。而“防火墻”恐怕也只能遮擋“惡意訪問者”的“文件”，無法“屏蔽”國民感情的流露。更何況什么材料的“防火墻”才可以阻止小泉或者“小泉后繼者”再度參拜靖國神社呢？日本政府想要的“防火墻”恐怕是中國承諾不管日本政府所作所為，繼續發展雙邊經濟交往，但這種“防火墻”能為中國人所接受嗎？
顯然，尊重史實的“歷史認識”才是根本解決中日“不良債權”的前提。
實際上，早在1997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就資助成立了“日中知識人共同體”，截止2003年連續六年“以理性的視野，批判性地交流彼此的認識”。2001年日本代表也曾提出將“中日歷史認識問題”作為當年的主題�！爸R人共同體”的形式不失為深化民間交流的好形式，而彼此的“理性、批判”的態度更值得推崇。然而，“歷史認識”問題恰恰反映了2001年以來的“中日政冷”的本源。
“知識人共同體”的日方成員之一，原東京大學教授溝口雄三提倡的史學觀或許能反映一種歷史認識觀。溝口教授認為，“歷史學雖是客觀的事實學，但正確說應該是從過去無數的事實中抽取某種事實，再將抽取的事實重新組合，再對重新組合的事實給予解釋的學問。即對史實進行選擇、組合、解釋的學問”。真可謂“取古之實，通今之理”的宏論。但“歷史不是淑女的頭發，可以任人隨意梳理”。不知諳熟近代中日關系史的溝口教授如何摘取、重組、解釋這段史實。顯然，僅靠“歷史認識”及由此產生的“重新認識歷史”，還真不容易處理中日關系中的“不良債權”。
幾年前，從一位日本寵物專家那里知道，原來名貴的小狗都配有表示其身份正統的“血統證明書”。但若像年初“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那樣“重新認識歷史”，日本的近現代史確實將會變成一部“和平發展史”。問題嚴重的是，據此給后代印制的“血統證明書”豈不是“偽造版”。
從現實看，中日政治氣候的春暖花開，對日本更有現實意義。自民黨在大選中明確提出“金融服務業立國戰略”。而這個宏大戰略不僅離不開中國市場，更需要暢通的“政策協調”，自然少不了溫暖的政治氣候。面對2006年中國將開放金融市場，面對這種必須有宏觀政策配合的“大買賣”，歐美銀行已率先入股中國商業銀行，建立競爭橋頭堡。而日本的銀行剛從泡沫沉滓中蘇醒。顯然，此時日本真的需要放棄僥幸，尊重互利互惠的“市場原理”，切實拿出政治成本，換取最后蛋糕，而不要幻想能夠保證其一勞永逸地在對華政治、經濟領域同時獲得超額利潤的“防火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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