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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未名 來源：中國經營報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日前指出，從中長期的角度看，中國宏觀經濟的根本問題，一是國內消費疲軟，消費占GDP的比重太低，儲蓄太高；二是投資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重太高。
李稻葵認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是改革城市化的方式。中國目前消費疲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民的消費沒有起來，對于如何提高農民消費這個問題，答案可能不在農村。李稻葵說，僅就農村和農民來解決農民問題是違背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的。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方法應該是“消滅”一部分農民，把其轉換為非農民，從而把農村的一部分消費轉移到城里來。“中國現在城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簡單地擴大城市的土地規模，而不是允許農民變成城里人。”他表示贊同深圳的做法，深圳是先移民，移民之后產生了對土地的價格、對房地產的需求以及對城市擴張的自然的市場的動力。這才是正常的人類歷史自然發展的基本過程。中國的城市化為什么違反了這個過程呢﹖就是因為我們的戶籍制度一直沒有開放。對于那種一放開戶籍制度就會產生孟買、加爾各答等新的大城市的綜合病的觀點，李稻葵主張應該向改革要出路。應該考慮用跨國移民的方式逐步地、有秩序地放開戶籍制度。“就像是中國人要移民到澳大利亞一樣，你先得找一個公司，然后通過公司的考驗，公司覺得你適合它的工作再發簽證和綠卡，然后就可以把全家搬過來。這種方式會更符合城市化的基本規律，亦可以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及消費疲軟問題。”
點評：我們曾經指出：“外貿順差太高的根源是農地公有化。”看上去這兩種現象似乎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但實際上恰恰有著深刻的因果關系。而李稻葵先生的上述說法似乎正與主持者“所見略同”。無論是投資比例過高，還是出口順差太高，其根本原因都可以順藤摸瓜地歸結到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主要表現在農村在城市，這幾年購買商品房和汽車等大宗商品正在形成消費熱潮。還是那句話，農民沒錢，怎么去“擴大消費”﹖
李稻葵先生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能是實行城市化，但接下來的“路徑選擇”與我們的“路徑選擇”似乎有了一點兒分歧。我們認為關鍵要實行農地私有化，而李先生認為關鍵是改革戶籍制度。事實上，現在即使給了農民城市戶口，農民依然無法在城市定居，因為他們既缺乏在城市定居的基本生活資料，也缺乏在城市定居的知識和技能，即生存能力。
李先生舉出“深圳模式”來作為自己觀點的正面例證，但請不要忘記，深圳的移民，絕大部分都不是農民，而是其他地方的城市居民。而他所舉的澳大利亞的移民模式，在農地公有化的情況下，也不適合于中國。因為要想成為城市企業的正式雇員，必須具備相當的知識和技能，而現在的農民大多數缺乏這種條件，只能充當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臨時工。必須要讓農民和他們的后代接受知識和技能的教育培訓，才能使他們具備這樣的條件，但這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農民手中沒有“第一桶金”，他們又拿什么去支付這種成本﹖除非政府實行全民的免費教育包括免費的高等教育和免費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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