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林毅夫鼓吹的新農村運動是飲鳩止渴

　　賀雪峰/文 　　

　　由于農村人口基數過于龐大等多種因素，無論從事農業還是外出務工，農民獲得收入的增長空間都十分有限，因此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相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收入不能同速增長，農民相對收入水平還有可能進一步下降。

　　在農民增收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刺激農民消費，則可能加劇農民對經濟貧困的感受。林毅夫試圖通過為農民提供更多消費刺激，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內需，對于農村來講，可能類同飲鳩止渴。事實也是如此，一個人對經濟貧困的感受，并不只是其收入狀況，而是其收入相對于支出的相對值。高于支出的收入就感覺富裕，而低于支出的收入就顯得貧困。改革開放以來，普遍出現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2003年農村稅費改革至取消農業稅，國家不僅不再向農民收取農業稅費，而且給種糧農民以種子和糧食補貼，恰在2003年，糧價大漲，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增長。但今年開始，農村重新出現賣糧難，盡管國家保護價是中稻70元/百斤，實際上農民卻以62元/百斤將糧食賣給商販，因為糧站不收糧。

　　與農民增收難相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支出的壓力快速增長。一方面，以廣告、時尚為代表的消費文化不斷地刺激農民的消費欲望，引起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以教育、醫療為大宗的現代服務，構成了農民支出的巨大壓力。農民面對一個高度市場化的社會，以前以勞動和實物完成的交換(比如換工等)，現在不得不以現金來支付。市場經濟越發展，消費文化越深入，農民現金支付的壓力就越大。

　　農民的支出壓力不只是市場經濟所造成。以取消農業稅后的情況為例，取消農業稅，農民獲得了較大實惠，但同時，在有一些農村，隨著鄉村組織的退出，農民不得不自己面對生產生活中的公共事務，不得不通過打井來灌溉水稻作物。其后果就是，農民雖然減少了每畝幾十元的稅費上繳任務，卻不得不增加每畝數百元的灌溉成本。

　　當前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因為公共品供給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來替代，從而造成生產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況，十分普遍和嚴重。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中央補貼農民的思路恰又是直補到戶，不能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因此，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給公共品的路子，來為農民提供廉價公共品，減少農民生產生活中的支出。

　　在農民增收空間有限，而支出壓力不斷加大時，為農民提供廉價的公共品，是減少農民支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董磊明稱之為“增收、減負”以外的第三條解決農民問題的“減支”思路，農村公共品指構成農民生產生活必不可少基礎的物品，可以諸如水電路、調解、民風、村容等等。甚至可以將村組干部作為農村的公共品，因為村組干部是農村熟人社會的一員，他們具有強有力的調解村莊糾紛，維系村莊團結的功能，當然，村莊又需要通過民主的辦法來對村組干部進行約束。

　　在農民增收空間有限的情況下，緩解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辦法，除以公共品建設來降低農民生產生活中的支出成本這一措施以外，更加根本的辦法則是要適應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會慢于國民經濟發展速度這一現實。也就是說，一方面，農民收入不能快速增長，一方面，國家必須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來讓九億農民感到滿意。或者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任務，是要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生活方式。

　　所謂“低消費”，就是講求節儉，鼓勵“新三年舊三年”，反對鋪張浪費，尤其反對以金錢來衡量人生價值的生活方式。所謂“高福利”，就是人們感到生活滿意，有意義，有體面和尊嚴的生活方式。“低消費、高福利”的典型，如以擴大村莊內的公共交往，讓村莊成為村民自己生活的舞臺，讓村民在自己生活的舞臺上表演生活中的悲喜劇，并因此體味人生的價值。讓村民生活在村莊過去以來的歷史之中，有根。讓村民對未來充滿信心，有預期。讓村莊有文化，有輿論，有道德壓力，有生活感。讓村民在相互交往中體味人生，不只是外在的經濟收入而且有村莊內部的評價。村民不是在家中獨自觀看電視上小資們不知所云的調情，而且在生活中，在相互交往中，在公共空間中，體味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就是將村莊建設成為一個文化生產場所，從而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舉個例，溫鐵軍總結他所主持的鄉村建設經驗時認為“文化建設收效最高”，筆者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自2003年以來，在湖北荊門和湖北洪湖4個村莊進行老年人協會建設，我們以每個老年人每天5分錢來計算投入給老年人協會的活動經費，結果4個老年人協會都建設得很好。有了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就有了自己的家，他們在協會見面聊天，表演文藝節目等。也因為有了老年人協會，老年人的生活有了意義，他們感到“心情舒暢了”，“時間過得快了”。僅僅為每個老年人每天投入5分錢，就可以讓老年人一天心情舒暢，老年人的心情舒暢，又給中青年人以未來的希望，這恐怕是全世界最有效益的投資，雖然不能被國民生產總值所統計，卻為農民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福利。

　　沿著“低消費、高福利”的思路向前走，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辦法實在很多。而林毅夫試圖以調動農民消費欲望來解決中國過剩制造業生產能力的思路，就顯得不合時宜，雖然林毅夫提出增加中央對農村水電路投入的建議不錯。林毅夫思路存在的最大問題，不只是將農村作為的消化過剩生產能力的工具，從而加劇了農民收入與支出的矛盾，而且中國低端的利潤很少的龐大制造業的過剩生產能力，即使被農民拼命消化了一點，這個過剩生產能力又會進一步地被刺激起來，一直無有窮期，而農民的收入增長空間又十分地有限。如此下來，是作為中國現代化穩定器和蓄水池的農村，被建設得越來越不穩定，越來越不能為農民提供高福利，越來越讓農民無根，無處可去了。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有文章可做。筆者以為，在中國有9億農民、農民收入不可能持續增長的現實下面，惟一穩健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向是沿著“低消費、高福利”的思路開辟道路。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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