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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從嚴重依賴對外出口轉變到以內需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上來，從而為未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造就新的持久的動力。這種轉換具體體現為，將過去的“內需不足→依賴出口→低價競銷→利潤低下→工資增長緩慢→內需不足”這樣一種惡性循環轉變為一種“收入增加→內需增長→降低對出口的依賴→避免競銷→收入增
加”的良性循環。但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來看，這種轉變是相當困難的，甚至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問題的關鍵是找到打破舊的惡性循環的關節點。而這樣的關節點在不同的具體情況下是不一樣的。具體到我國目前情況，就是普通勞動者工資過低的問題。不久前公布的一則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工資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小。有論者進行了下面的比較：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僅4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增速不可謂不快。而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也就是說，14年間，勞動收入的增幅非常緩慢。
但恰恰是在是否要承認勞動者工資過低、要不要解決勞動者工資過低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反對者的理由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工人工資的高低取決于勞動力供求狀況。既然工資是由其生產力水平和社會中的勞動力供求狀況決定的，那么為其做出“最低”的規定就多余；二是會惡化投資環境。外國資本來投資，看中的就是我們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而提高勞動力價格，只會把廠商趕走；三是如果人為地提高勞動力價格，反而會使得一些勞動者失去就業機會。
其實，所謂勞動力價格在勞動力市場中由供求關系自然形成的說法，是一種編造出來的神話，至少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不存在的。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價格的確定，除了供求關系之外，至少有兩個因素會對其產生重要的影響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一是國家對工資水平的行政干預；二是工會的作用。目前我國還沒有能夠形成一種包括市場、政府和社會在內的利益均衡機制，政府和社會對市場機制的制約還處于很不完善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僅僅由純粹的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就很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利益失衡。在國內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打工者現在的工資與1980年代相比幾乎差不多，以至于有經濟學家認為，在過去20年的時間里，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幾乎沒有變化。而在這期間，人均GDP已經翻了兩番。在最近幾年中，類似的情況似乎更為突出。
如果我們用一種更為開闊的眼光就可以發現，長期實行的低工資戰略所產生的消極后果已經顯而易見，特別是在經濟發展開始越來越多地受需求的制約而越來越少地受供給制約的今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瓶頸，往往與很低的勞動力價格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
首先，過低的工資水平降低了工資在國民財富分配中的比例，導致國民財富分配的高度不規范，并由此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據經濟學家鐘偉計算，用工企業每年通過壓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而多獲得4400億的利潤，反過來說，就是勞動者報酬被剝奪的數量。工資總額的增長是遠遠慢于GDP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的。也即在每年全部的國民財富分配中，工資或按勞動報酬方式分配的財富所占比例越來越小。反過來說，在城鎮分配的財富中有2.5萬億(占城鎮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7%)是通過非工資的方式分配的。而在非工資方式的分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很不規范的渠道分配掉的。近些年來居民收入分配上越來越大的差距，與此是不無關系的。
其次，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抑制了社會購買力的形成，使得中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步履艱難。近些年來，市場疲軟、內需不足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頑癥。一個明顯的例證是經濟增長對進出口的依賴程度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在加重。原因就在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形不成對耐用消費品的足夠需求。更進一步的根源則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美國在一戰和二戰期間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而美國最終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工人為增加工資而進行的斗爭。事實是，工資的普遍增加，形成了對耐用消費品的強大購買力，從而為其進入耐用消費品階段創造了條件。更進一步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從而確立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
第三，過低的勞動力價格為通過“打工”實現城市化設置了障礙。勞動力價格過低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沒有城市居民身份的“打工者”身上。在我們社會中存在一種很奇特的現象：盡管經濟發展在地區和行業間差異很大，但“打工者”的工資幾乎全國一律，既沒有行業差別，也沒有地域差別。但在很長時間里，人們卻只看到了這種廉價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卻很少去注意潛在的消極后果。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有了這樣的共識：無論是解決農村問題，還是使得整個國民經濟能夠順暢運轉，都必須加速實現城市化。而實現城市化的一個現實途徑就是，使一部分流動的“打工者”在城市中定居下來。而問題卻是，完全身處另一個勞動力市場的“打工者”要想用他們在那個市場中獲得的低廉收入來維持自己及家人的城市生活是沒有可能的。這也是為什么在一些地方戶口的限制弱化之后，并沒有導致快速城市化的原因。
當然，通過提高勞動者工資的途徑，將上述所提到的惡性循環轉變為一種良性循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過程，而是要通過長時間的調整和變革。但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現在必須要明確一個問題：為實現這個轉變創造必要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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