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報：個稅改革需要多條腿走路

　　本報見習記者 包松婭

　　“個稅改革”因其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空前的討論規模而成為2005年當之無愧的輿論關鍵詞，如果沒有意外，10月27日，其中沸沸揚揚的關于起征點的討論將會有一個確定的結果。

　　根據個稅法修正草案二審稿，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的最終結果將可能提高到1600元。

　　“起征點的爭論也許會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整個個稅改革才剛剛開始。”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研究員黃方毅語重心長地表示。

　　1600元：數字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此次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是件好事，起碼顯示了政府部門對縮短貧富差距和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視，畢竟改革開放以來的成果要由全國人民共同分享。”黃方毅稍作停頓之后話鋒一轉，“然而，目前事實上確實有少部分人以偷漏稅等方式獲取大量財富。對此，個稅起征點調高到1600元根本不足以改變這個事實。”

　　眾所周知，即使起征點提高800元，1600元對于高收入階層動輒幾萬、幾十萬甚至更高的收入而言又意味著什么。“1600元與8000元都沒有什么區別，多征收的那點錢，富人根本不會在乎。同樣對于貧窮者，曾經的收入在800元以下的也大有人在，調高起征點也不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太大影響。”黃方毅說。

　　如果調高起征點對真正的貧者和富者的影響都是杯水車薪，那么此次1600元的起征點的意義到底在哪里？

　　據悉，在《個人所得稅法》修正草案的二審討論中，財稅專家們都比較青睞1600元的起征標準，表示該數字反映了民意。而根據財政部的統計，現在全國城鎮月消費平均水平是914元，再考慮到1.5的贍養系數，確定的數字為1500元，但是此前深圳已經實行了1600元的起征點，此次調整不可能低于往年水平。

　　“起征點的意義是方向性和指導性的，1600元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和稅法修正而言，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黃方毅毫不避諱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既然基于調節貧富差距的個稅，調整到該水平仍然意義不大，為何最終的結果不是像有些專家所言，重點對高收入階層征稅，或者干脆如有些代表建議的“個人所得稅只對高收入階層征收”？

　　對此，黃方毅的解釋是，“雖然改變不大，但是這個數字還是合理的，因為其中涉及到一個‘公共人’的概念。”

　　據黃方毅介紹，中國公民對于自己“公共人”身份的意識非常薄弱，認為政府就應該是公共產品的出納，與自己的關系甚微。“依法納稅是每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這句話并非空談，納稅人的角色是不分貧富的，窮人也要納稅，哪怕是一塊錢的個人所得稅，這體現了一個成熟國家公民應當具備的納稅意識。因此，如果把起征點調得過高，就會產生大量不必納稅的公民，盡管這些數額可能很小，但是非常不利于公民納稅意識的形成。”

　　從這個角度來講，起征點的象征意義似乎不僅是對富人也是對窮人。

　　個稅改革要多條腿走路

　　“理論界曾經有一位權威人物說過一句著名的話‘第一次分配要兼顧效益，第二次分配要兼顧公平’，其中所謂的第二次分配的功效就是由稅收來承擔的。其實貧富差距在第一次分配的時候就已經拉大了，而稅收在第二次分配中又無法兼顧公平。”林毅夫最近在一次講話中提到“中國貧富差距拉大，是因為窮人太窮。”黃委員輕笑了一下，“窮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窮人太窮不正是因為富人太富嘛，沒有比較哪里會有貧富之分。”

　　縮小貧富差距的確應該增加高收入階層的稅收比例，如果那些所謂的富人們真正能夠自覺嚴格地依法納稅，或許今天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但不幸的是，事實恰恰相反。

　　“稅收的調節作用對富人們形同虛設的原因很多，包括稅收部門征管能力不高，征收理念滯后，信息化公開程度不高，個人信用、社會信用和財產申報制度不健全等種種漏洞給了富人們偷漏稅以可乘之機。”黃委員舉例表示，目前多銀行開戶、個人委托代辦存款，銀行都不負責檢驗身份證和委托書的真偽，以至于稅務工作人員根本無法核實納稅信息的真實性。

　　“還有，我國的稅收大部分是現金交易，我很奇怪政府為什么不能采取國際慣用的支票系統，其中最大的好處是銀行可以協助監管，而且還可以據此建立個人信用制度。”黃委員說，個稅改革是要一步一步走，但要幾條腿一起走，個稅的調節作用才能真正顯示出來。

　　從這一點而言，所謂“木桶效應”里的板子短了哪一根，水都裝不滿。所幸的是，黃委員表示，新的稅法中也出現了亮點———《個人所得稅法》新規定：個人所得超過一定數額的高收入者，必須自行申報。對于不申報或申報不實的納稅人，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稅收征管法的規定，對納稅人處以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50%以上5倍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確，如果該納稅的都能納稅，該納多少的都能納多少，改革才可以算有了成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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