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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軍
早在2004年12月8日，在海牙舉行第七次中歐峰會時，中國與歐盟的會談中便已經涉及到中歐之間進行社會保障的合作問題。當時歐盟承諾將通過社會保障改革合作計劃投資2000萬歐元，幫助中國建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到今年9月北京第8次中歐峰會時，關于勞動與社會保障的備忘錄正式出臺。
在社會保障體系方面，有一個歐洲模式，也叫“國家福利型”或“社會民主式”。此種類型最早起源于英國(二戰前就被稱為“福利國家”)，后來傳到北歐，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瑞典是這種類型的最突出代表。主要特點是社會保障內容龐大，覆蓋面廣，保障水平高。如瑞典的社會保障覆蓋了在瑞典居住的所有人(不論其是否具有瑞典國籍，不論其是否就業，只要居住達到一定年限，均可享受)。政府通過課征高累進稅，向全體居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社會保障。歐洲模式強調公民平等，把為全民謀福利看作是社會集體的責任，認為只要有公民權，就有權享受社會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諾向中國提供社會保障改革支援的歐盟，剛剛面臨歐盟急速擴大之后社會保障政策的一個民主選擇風暴：到底是選擇傳統的更強調社會保障的所謂“社會歐盟”(a social EU)，還是一個更加追求自由貿易和全球競爭的“市場歐盟”(a market EU)？而第8次北京峰會，更為現實的議題則是關于中國紡織品能否繼續順利進入歐盟的協議。這僅僅是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摩擦的前奏曲。即使歐盟政府愿意與中國擴大貿易關系，但是他們還不得不面對歐洲社會對于社會保障的傳統需求，他們的一個直接聯想就是中國不存在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工資在內的勞動者的各種社會權益受到不正當的壓制，并將之看成是工業產品能夠保持低價競爭力的主要原因。
如果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宏觀角度看，社會保障制度的確與產品競爭力存在密切的正比例關系。然而，僅僅從貿易摩擦的角度看待今后中國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未免過于短視，因為中國自身已經到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以保持穩定健康持續的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時刻。
中國要借鑒社保的歐洲模式，除了與歐洲擴大貿易的外部要求外，還有就是內部自身的要求。這些年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降，發展權日益被放在首位，并且呈現出一小部分人的發展權優先得到保障的趨勢。巨大的貧富差距和地域發展的不均衡，由教育和醫療產業化所引發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以及其他諸多不正�，F象均向我們表明：欲解決或者至少改善這些將可能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發展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今后中國能否為實現社會正義建構一個盡可能公正的社會保障制度。
中國原有社會保障模式顯然需要重新洗牌。歐洲各國雖然社會保障政策的程度不同，內容方式也各有千秋，但是與美日相比，其福利程度之高，一直位居世界之首。借鑒歐洲模式，可以做到讓占據著巨大社會財富的富裕階層盡到納稅義務，而且能夠把寶貴的財政支出用在國家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包括廣大農村子女的教育以及醫療等。
作者系日本一橋大學憲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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