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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10月25日報道，由于擔心禽流感在人群中爆發，世界各國正在加緊儲備“達菲”等抗流感藥物，“達菲”的供應已經出現短缺跡象。但擁有“達菲”專利直至2016年的羅氏公司，則以生產工藝既復雜又耗時、藥品質量要求高等理由，拒絕放棄專利權。這一做法遭到了多方譴責。
確實，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達菲儲量不足的問題，一旦大規模爆發疫情，藥物供
應將難以為繼。而羅氏的產能需要在一年以后才能達到高峰，屆時疫情可能早已失去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及早取得羅氏的授權并量產達菲，以期在疫情爆發的初期加以扼殺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經濟博弈將會主導未來疫情防范和控制的走向。
雖然源于對創新的激勵，市場經濟需要保護私人企業的專利權，但是在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政府有權利、企業也有義務破除專利權的束縛，使公眾安全得到保障。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眾安全這一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出保護市場經濟中個人利益的范圍。這一論點為我們提供了政府征用私人企業專利權的經濟解釋。
當然，現實的情況遠比理論復雜。類似于“關稅壁壘”，私人企業可以找到其他借口來掩飾其控制市場的野心，如其他可供選擇的生產者缺乏相應的技術條件、產能有限等等，我們將之統稱為“壁壘效應”。如羅氏在其聲明中指出：“考慮的并不是專利權，而是生產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博弈的另一方———政府的現實選擇是一方面積極要求得到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授權；另一方面，則對企業的行為提出質疑，甚至提出威脅，要求企業作出妥協。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博弈的均衡可能存在多個，其中包括企業和政府雙贏與雙輸的均衡。出于對人類社會安全的大局考慮，雙方應當盡量避免雙輸的結局出現。保證實現這一均衡的條件是政府認識到單純的征用畢竟損害了企業的利益，事實上企業開發相應的產品（如達菲），耗費的資金巨大，政府應適當給予一定的補償。當然補償可以是經濟形式的，也可以是其他形式。如以優惠的條件允許羅氏在國內建立生產基地，銷售相應產品等；同時，企業也應該認識到自身的發展必須依賴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各項基礎層次的研究為企業在應用層次上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像羅氏這樣的行業巨頭，要想在世界范圍內立足，離開當地政府的鼎力支持是難以想象的。因而企業有責任回饋社會。另外，企業還需樹立良好的市場形象，如果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經濟利益而不顧公眾的生命安全，那最終必將為公眾所唾棄。
陸志明（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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