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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洪鈞，安徽省阜陽市物價局原局長。他向記者訴說了因調查并制止教育亂收費遭到阻撓，價格檢查權被上收，公用經費被停撥，不堪忍受巨大壓力而辭職的情況。(10月25日《南方都市報》)此事源起于一個教育收費項目。2002年以來，安徽在全省建設中小學多媒體網絡電腦教室。省教育廳、物價局限定，每名學生每學期最多收50元，累計收費不得超過6個學期。阜陽市物價局調查發現，有的學校已收回投資。今年初，物價局發出通知，要求22所已超收學校停止收費，另外35所降低收費標準。
正是這一在張洪均看來再正常不過的執法監管舉措，卻出人意料地引爆了“官意”反彈，并由此拉開了一個亂象叢生的行業行政權力博弈序幕。首先是該市教育局以部分學校校長、教師要上訪為由，要求市政府出面干預。隨后，市政府指定教育局、物價局、財政局、法制辦組成聯合調查組，對此事重新調查核實。此一查就是近半年，卻有行無果。而后便是在張洪均看來“咄咄之怪”的事接連發生：一是市領導上收了物價局的價格檢查權，要求“今后物價局開展任何檢查，都必須先報市政府批準”。 二是省物價局補助市物價局的30萬元經費被財政部門長期扣留。半年里，市物價局向上打了6次報告，最后只得到一個巴掌大的紙條：“由于市直財力緊張，此項經費暫緩解決。”而此時，物價局財務賬戶僅剩下0.21元。經費嚴重短缺，物價局連正常辦公都難以維持。
恐怕張洪均自己都沒有想到，當初的一紙物價糾改裁決，猶如“潘多拉魔盒”的開啟，將監管與被監督雙方卷入了一場行政權力博弈賽中。而結果卻是讓張洪均難以心平神靜的：分管教育的副市長說，物價局的做法打亂了全盤收費計劃。全省這個項目都是按50元收費的，而市物價局卻讓有的學校收40元，有的30元，還有收5元的，標準不一，不便執行。物價局擅自調整收費標準，造成一批學校欠款，不能正常運轉，不能按期完成還款任務。
行政主管領導的“蓋棺論定”，對張洪均及物價局來說意味著什么，不言自明。但細究其“終審行政裁決”，不難看出其立論及行政干預的要害所在。而物價局之所以降低部分學校的收費標準，主要考慮到兩種情況：一是有的學校還貸只差一個尾數，按現有學生人數測算，如仍按每生50元的標準收費，其將超收。二是有三個國家級貧困縣的部分學校，去年作為省里的試點，在信息技術教育方面重復收費，每個學生每學期要交近百元，負擔太重了。今年省里也作出了規定，兩項合一，不得重復收費。
顯而易見，物價局的相關收費監管措施是清晰且精準的，它是循著價格監管法規嚴肅、一絲不茍展開的，而該市行政主管領導的思路卻截然相反，當標準不一、不便執行也成了行政裁斷的論據，當物價執法監督被置于“全盤收費計劃”之類的行政統籌大格局之下，尤其荒誕的是，將學校欠款的償還“希望”盡皆寄托于超額收費、重復收費之上，如此行政決斷思路怎不讓人啞然？
更大的遺憾尚不在此，我們看到，當與物價部門行政級別相當的被監督者對正常的執法監管結果持有異議時，其是不甘心“束手就縛”的，而其訴求方式亦非法理路徑，而是自然而然地“行政訴苦”、“行政告狀”，事實上，現階段的結果似乎也表明了教育部門告“御狀”是真正的“殺手锏”，是“反敗為勝”的關鍵一著，行政大局觀壓倒了行業監管法規，領導意志決定著法規執行的“軟硬”甚至是“生死存廢”，這樣的博弈結果讓人詫異嗎？如果放在一個良性的法治生態環境中，張洪均的無奈和激憤多少會是一個另類標本，可現在，他和他的“行政生命”軌跡會帶給人們一個怎樣的思考？
張洪均，一個前任物價局長，他的困惑與不解，其實就是當下法治和行政運行生態的困惑與待解之題，當物價局的價格檢查權和辦公經費隨著他的掛冠而去而迎來“豁然開朗”的轉機時，人們是該為一己的“解脫”換來一個困局的破蛹而唏噓呢，還是應為行政大格局、行政領導決策意志的強大、權威與“中心主義”而深思呢？
(稿源：紅網)
(作者：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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