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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個稅改革當成一道以1500元或是1600元為起點的算術題，那么似乎難以解釋一個簡單數字變化所引起的舉國關注。其實不管是1500元還是1600元的個稅起征點，絕非一道算術題那么簡單。個稅改革更應關注效率與公平，只提高起征點是毫無意義的。2004年中國的個稅收入1737億元，其中65%是收入并不太高的工薪階層繳納的。可以預計的是，起征點即使提高至1600元，這樣的狀況也不會有太大改變。
美國的人均月收入是2000美元，但其最低的個稅起征點是668美元；澳大利亞的人均月收入也接近2000美元，它的個稅起征點是333美元；法國人均月收入超過1500歐元，它的個稅起征點卻低到349歐元。以此比較，在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1200元的中國，非但1600元的個稅征收新標準并不低，即使是原標準800元，也在合理范圍之內。
但是在美國，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高收入階層所納稅額，是其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60%；高收入者作為納稅主體，在西方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在中國則恰恰相反，這又是為何？關鍵在于，在這些國家，存在大量的、在特定條件下不予計征的應稅所得項目、所得扣除項目和稅收抵免等優惠政策。雖然根據各國情況不同各有側重:在美國，撫養兒童的家庭繳納的稅額要少得多；在日本，家庭基本開支要排除在外；在德國，家有病人的可減稅甚至免稅。大多數國家的個稅是以家庭為單位征收的，這些家庭的實際狀況基本上都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到稅收中去。
此外，在許多發達國家，居民家庭因購置住房而向銀行貸款，那么在分期償還貸款期間，個人所得稅通常可以獲得相應減免。
個稅改革，因為遵循“一刀切”，于是形成了這樣的格局: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工薪家庭，每月人均可支配的生活費用或許低于800元，但卻因為收入來源集中在某個家庭成員身上，而不得不交付數百元的個人所得稅稅款。對這樣的家庭而言，無異于從“牙縫”里擠出錢來納稅。而許多高收入者，他們占有大量的社會資源，且這些資源與其真實收入之間界限模糊，于是他們可以開著“公司”的豪華轎車，住著“公司”的高級別墅，揮金如土地消費著“公司”所得。結果，他們的個人所得稅項之下，不過寥寥數字；公司所得稅項之下，也會因奢侈的消費而相應遞減。
由此可見，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更該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稅制系統的子系統，要改，就要系統地改。否則，1600元或1500元的個稅起征標準無論怎么定，它都不能很好地解決“劫貧濟富”的問題。
(原刊發于《人民日報·華南新聞》，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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