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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煥
一波先生在10月21日《中國青年報》“冰點時評”上著文《不要把弱勢者的悲劇全歸咎于社會》，認為：“從馬加爵案、王斌余案，到‘發廊女日記’事件，在為弱勢者代言成為時尚的今天，出現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苗頭———為弱勢者諱，一談及弱勢群體的遭遇與苦難，就全部是社會的不對，制度缺失、監管缺位、公德淪喪、人心冷漠，等等；至于弱勢
群體本身在素質與道德上的缺陷與不足，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
我不敢茍同一波先生的觀點，首先是基于以下幾個可以互相印證的事實：
第一，到2004年為止，根據官方統計，占全國人口70%以上的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才2936元。其中有40%是實物性收入，還有20%必須用于第二年生產的開支，如買種子、化肥、農藥等。如果再擠去其中的“政績水分”，農民真正可支配收入人均每年不到1200元，遠低于聯合國規定的人均日消費1美元的絕對貧困標準。
第二，清華大學社會學專家李強教授近期發表研究論文指出，通過對60余萬人的抽樣，大陸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形”，即人口的64.7%處于下層，其余人口階層呈柱狀分布。
第三，也是官方數據，5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堪醫療和教育費用的負擔。當然更不用說收入只占城市居民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更少且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農民了。“普遍的貧困”源于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和由此導致大多數人的權利貧困，如教育、醫療制度等方面的權利貧困。個人是弱小的，制度和環境是強大的。個人的自我救濟自我堅守往往不敵環境對他的剝奪。茍麗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權利貧困的社會中。《中國青年報》10月17日一則報道指出，轉型期的中國，正步入一個壓力型社會。任何一個群體———從南到北，從中年到青年再到兒童，從白領到教師，從領導干部到一般群眾，都在承受著來自社會、單位和家庭各種各樣的壓力。這種壓力或大或小地影響著人們的身心健康，對于一部分人而言甚至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有人認為，壓力源于無止境的欲望和人們的社會價值取向過于單一，過于追求物質而缺少精神上釋放和解脫渠道。我不同意這樣的判斷。我認為，當代中國壓力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便是這壓力主要不是來自我們內心，而是來自制度，來自社會環境。即使你甘愿過清貧的日子，但醫療、教育、住房等壓力實實在在地壓迫著你。即使像我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簡單心靈豐富的“白領”，誰又敢坦言輕松？當社會上許多人都無法給自己的未來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無法較好地左右自己命運的時候，任何一種瘋狂的舉動都有可能出現。
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員。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沒有人能夠自外于社會。所以，“普遍的壓力”、“普遍的貧困”不可能依靠個體的破解，而需要尋求制度和社會環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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