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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10月24日電 記者 林紅梅
“‘十一五’期間，要建立切實能促進轉變粗放增長方式的長效機制，重要的是要從七個方面轉變觀念。”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他指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九五”期間就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被提了出來，十年過去了，總體上還有許多方面需要深化，存在著宏觀強調熱、地方落實冷；宣傳教育熱、社會反映冷
；政府規劃熱、企業管理冷等現象。這說明增長方式的觀念轉變還不夠。他說，要樹立以下七大新觀念：
首先，要樹立求真務實發展的政績觀。經濟發展要從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轉變到腳踏實地、求真務實上來；特別是政府要從親自搞生產建設，轉向公共服務，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體制和政策環境上來。在片面強調GDP為政績主要考核指標體制下，有的地方通過修大廣場、大馬路、大草坪等，做表面文章，但經濟發展遲緩、財政經費緊張，政府負債高；有的地方經濟發展了，但是建立在生態遭到破壞、環境嚴重污染、礦產亂采亂挖、資源大量消耗的代價之上。因此，“十一五”的發展必須求真務實，不搞浪費土地、浪費資源的形象工程，不靠拼資源、拼環境來發展。
其次，要樹立發展的成本、收益觀。從發展不計成本、不講收益，轉變到發展要講求成本，要計算收益上來。過去，我們一搞建設發展，只要把路修起來，把工廠建起來，把許許多多的工程項目建成投產，就覺得完成任務了。但是，不考慮花費了多少財力、投產后收益怎樣、合不合算等成本收益方面的問題。這種粗放的增長方式不改變，我國13億人口發展的需要，與國內外能夠供給的資源之間的矛盾將越來越尖銳。
第三，要樹立資源的綜合和循環利用觀。我國雖然是一個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在生產和生活消費中，許多資源都是單一使用，一次性消費。一些生產過程產生的下游資源，也被當作廢物排放掉。
第四，樹立發展的聚集經濟觀。經濟發展是人口、企業、市場、信息、基礎設施等等在地理上的聚集過程，即城市化的過程。因為聚集使經濟發展相對使用的土地資源減少，分工協作成本下降。世界上還沒有因人口和生產力極為分散發展而成為現代化國家的例子。極不發達的地區，實際上也就是人口和生產力極為分散發展、城市化水平極低的地區和國家。過去許多地方的發展，家家點火，村村冒煙，處處污染，基礎設施投入相當分散，而且使用率極低，形不成聚集經濟，占地過多，大面積污染，就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收益的發展模式。因此，在“十一五”規劃建設時，需要增強聚集經濟意識，走規模化、成本低、易治理、占地少的聚集經濟發展道路，防止分散發展給國民經濟的未來造成損失。
第五，樹立專業分工和競爭協作觀。過去有大而全、小而全的意識，造成各地區發展結構重復雷同，企業內部工種繁多，企業、事業和黨政機關辦社會，使得地區內的產業都不能做大，都不能規模化；企業內的各工段也不能規模化，利用率低；企業、事業和黨政機關內的設施不能充分利用，資源閑置。從經濟學道理講，分工可以提高專業化水平，專業化可以提高效率，分工使競爭中需要協作，從而實現各個方面的共盈和收益最大化。因此，今后需要轉變過去自然經濟的大而全、小而全觀念，樹立在分工中合作的意識，以指導經濟發展。
第六，樹立用市場和價格機制調節資源利用的觀念。轉變增長方式，建設節約型社會，是政府主導、行政推進、宣傳教育為主，還是市場主導、價格約束、利益調節為主？這是兩種不同的建設節約型社會觀。節約資源，是以物的消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源的消費，要支付成本。當某種資源消耗過多而供給有限時，其價格就上漲，價格上漲抑制其生產和消費的使用水平。并且當某種資源的價格過高時，促使出現節約甚至替代此種資源的技術，而傳統技術和資源的價格過高，又使新技術的推廣有了市場條件。因此，建設節約型社會，不能用發文件、搞運動的方式進行，最好的辦法就是充分利用市場和價格機制。
第七，要樹立科學民主決策觀。過去一些地區、部門和企業的領導，憑經驗決策，憑一時興致決策，憑個人看法決策，對項目的條件、市場、成本、收益，風險等不進行細致的可靠性研究，或者按領導意思進行研究，使許多項目一投產就虧損、一上馬就報廢。這種由決策不民主和不科學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非常嚴重，是我國國民經濟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和低效益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今后，各部門、地區和企業領導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質，轉變憑借經驗和好惡決策觀，要向民主和科學決策觀轉變，把由于決策失誤可能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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