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何以重要

　　趙曉/文

　　諾貝爾經濟學獎近日授予了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和以色列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以表彰他們在促進對沖突與合作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貢獻。人云，經濟學是惟一被授予諾貝爾獎的社會科學，被視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經濟學何以如此重要？

　　“希望工程”有一句叫得很響的廣告詞是“知識改變命運”。如果說“知識改變命運”，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思想改變國運”。也就是說，不僅科技能夠使一個國家受益，思想甚至更能影響一個國家的進步。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提供的豐盛的經濟學思想，可以說已經影響了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的好幾代中國人，大大地使這個從古老文明中搖搖擺擺走過來的國家深受其益。

　　中國的希望在世界，黃土文明的希望在于蔚藍色文明。這是上個世紀一個萬人空巷的電視政論片中的一句話。這個片子還直接引用經濟學家們的話來表征這一點�，F在回想一下，沒有市場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中國不知道還要落后多少年，中國是決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的。

　　在現代經濟學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中，亞當·斯密無出其右。但是，亞當·斯密的思想又是通過馬歇爾、凱恩斯等一大批杰出的名字來傳遞的。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思想，便是得到承認、業已成為主流的“可靠”思想，他們的思想尤其是“新科

　　以我的一孔之見，影響中國人最早也最大的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薩繆爾遜。這位號稱“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的天才人物，用他的各個版本的《經濟學》影響了無數中國人的思想。他主張的以市場經濟運行為主體，同時施以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的新古典主義“混合經濟”思想，至今仍是

　　在中國，思想影響可以與上述兩位大家相提并論乃至影響更深的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科斯。他的產權理論、交易費用思想幾乎成為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高校的經濟學時尚的代名詞。不懂科斯，在那時便是經濟學思想已經落伍的象征。

　　很顯然，能夠跟科斯、薩繆爾遜和弗里德曼們一比仍有其人，那就是同樣富于巨大思想影響的哈耶克。這位奧國學派的杰出學者，永遠都會是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心目中的頂尖偶像。

　　薩繆爾遜、弗里德曼、哈耶克、科斯，這些閃閃發光的名字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樣，照射著中國的天空，讓中國人從幾千年的天體循環中走向新的紀元，從計劃經濟一窮二白的困境中走向市場經濟來自競爭的繁榮。

　　除了這些大師級的人物外，幾乎所有其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同樣給中國人的頭腦帶來智慧，帶來供養。例如，納什等人開創的博弈論讓中國人明白了經濟學不僅是研究資源稀缺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學問，而且是洞察人類行為的學問，是選擇的學問。斯蒂格勒、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人發展起來的信息經濟學讓中國人明白了信息常常是不完全、不對稱的，信息的獲取是有成本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讓人不偷懶以及讓人說真話是需要完善的機制的。早年，劉易斯等人創立的發展經濟學一度在中國流行，很快讓中國人明白了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主要特征，無限勞動力供給條件下的中國只能走比較優勢的道路，發揮好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宏觀經濟學方面，盧卡斯等人的基于理性預期的宏觀經濟學以及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研究，則警告中國人在進行宏觀調控時，千萬莫破壞了經濟本身的自我運行作用。而近年來卡尼曼和史密斯等創立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也正在開始對中國人的營銷行為、市場行為產生影響。

　　顯然，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人的經濟思想和財智的確有了天翻地覆的進步。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人，對于經濟發展很少有人知其真諦，即使是盜取市場經濟“普羅米修斯火種”的中國人，其對于現代經濟學的思想與智慧也知之甚少，更遑論能夠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去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然而，現代熟悉經濟學理論、會使用現代經濟學分析工具并懂得如何去推進市場化改革的人已經比比皆是。

　　毛主席說過一句話，關鍵的問題是教育群眾。但我有時候會倒過來講這句話：“關鍵的問題是教育官員”�？梢哉f，官員能否懂得現代經濟學思想往往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進步的步伐。而在這方面，中國有其他值得慶幸的地方。過去，中國的地方官員只是官員而已，而今天的官員中，懂經濟的專家型官員、研究型官員越來越多。我到許多地方去調研，感受最深的就是，如今中國各地的干部，無論是其經濟學的知識積累，還是從事實際經濟工作的操作本領都變得今非昔比。去年過年前，我曾經聽過江西省常務副省長吳新雄先生的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介紹江西的情況與發展思路，不帶講稿，一氣呵成，邏輯嚴謹，思維清晰，儼然是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的大將，同時又像是一位老師。

　　據說當年小平講過，政府官員中，有的是真懂經濟的，有的是不懂但能聽懂的，有的則是聽都聽不懂的。小平時代的中國官員，看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文章的估計鳳毛麟角，而今天的中國，不僅諾貝爾獎得主的書廣泛流傳，而且諾貝爾獎得主們還跑到中國來侃侃而談，中國官員中沒有讀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的著作，也不知道其思想的官員(尤其是財經官員)一定少之又少，而懂經濟的官員我想像中可能超過了三分之一，至于聽得懂的則至少會在一半以上，那些聽不懂的人真是越來越少了，已經快要在激烈的“政績”競爭中淘汰完畢了。

　　為什么中國經濟會比印度等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比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在一段時間里轉軌得更成功一些？我個人始終認為，分權導致的地方競爭，地方競爭導致的懂經濟、會發展的“政府企業家”的作用是“中國經驗”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其中不可忽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思想“進口”的作用。

　　馬克思曾經說過，股份制的發明是管理學中的思想革命，堪比于科技革命中的劃時代的“蒸汽機革命”。很顯然，一個社會要進步，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的進步，首先更要有一個較完善的資源配置制度。而要建立起這樣的資源配置制度，經濟學的思想與科技思想可以說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所有那些創新經濟學思想的經濟學家，便是與創新產品的企業家同等重要的企業家。

　　(作者系國資委宏觀戰略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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