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屈宏斌

　　人民幣在今年7月21日的改制引發了很多討論，但存在一些對人民幣經濟基礎的誤解。其中最嚴重的誤解之一就是認為中國經濟已過于依賴出口而需要轉向內需來刺激增長。

　　中國36%的出口對GDP比率被經常引用來作為支持此一論調的證據。如果僅看表面統

計數字，中國這一比率是遠高于很多其它的大經濟體。然而，中國的高出口對GDP比率很大程度上是統計上的假象。中國的出口總值是巨大，去年創5900億美元新高，然而這當中高達50%實際上是從其它國家進口的中間產品和半成品的價值。假如進口零部件的“重復計算”被剔除，中國的出口對GDP比率大概為18%，低于與中國可比國家的平均水平。

　　由于編制貿易統計數字的最傳統方法是基于總值而非附加值，很多其它國家同樣有“重復計算”的問題。但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上所處的位置不同，這一問題的程度也會大不一樣。例如美國、日本及一些歐洲工業國，處于價值鏈的頂端，主要從事設計、生產，然后出口關鍵部件(像英特爾芯片和勞斯萊斯汽車引擎)，這些環節占了制成品總值的大部分。

　　中國正好相反，主要參與全球生產鏈的最后階段，即裝配和加工進口部件及其他中間投入產品來完成制成品，然后配送至全世界的終端消費者手中。產品在中國的附加值遠低于從中國出口的制成品，因為其中包含了很高比例的進口零部件。

　　跨國公司的新戰略性思維創造了全球范圍的供應鏈。以前在一國同一工廠不同車間生產的產品，現在又由全世界的不同子公司或外包商共同完成。跨國公司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每一國家的資源和比較優勢。

　　這一潮流對貿易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一國現在不僅可以專業化生產與其資源稟賦匹配的產品，而且可以在以前被視作無比較優勢的生產鏈環節進行專業化生產，這提高了很多國家的生產率和收入增長率。這同時也意味著專業化驅動的生產成本下降，由此帶來更低的通貨膨脹，尤其在消費者終端。

　　生產過程的國際分工同樣提高了中間產品的跨國流動。據估計，零部件及其他中間投入占亞洲總體貿易的60%以上，其中在IT、電子部門更高達70%。

　　中國以其大量的勞動力、開放政策和不斷改進的基礎設施，在過去十年里成為全球生產網絡中裝配、加工和其他勞動密集型階段的理想場所。截至2004年底，外商已在中國設立了超過50萬個工廠，其中大部分從事進口部件及中間投入的裝配和加工，然后再出口。

　　加工的出口品的總值在過去十年急劇上升，去年達3500億美元，即中國出口總值的大約60%。然而，官方數字顯示進口部件占制成品總值高達80%。比如，一個在中國經營的日本

　　裝配加工支撐了中國的出口奇跡，這不僅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出口總值，而且顯著改變了中國的出口結構。出口增長主要由電子和機械的強勁增長驅動。實際上，電子和機械占中國的出口總值的份額在過去4年翻倍，于2004年創下47%的新高。來自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和日本的外商投資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官方數字顯示中國超過70%的電子和IT出口品由外商投資企業制造。這些出口中的很大比例是高于平均水平的進口零部件，這意味著外商投資企業在集中進行半成品的裝配。

　　一個流行觀點認為，這些出口是低附加值的，不應繼續鼓勵。此觀點認為政府應有選擇地提升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但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如何與世界其他地區貿易只能取決于其核心比較優勢——充裕的勞動力供給。有著至少2億農村富余勞動力，中國應該而且將會繼續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和貿易。中國在

　　擁有擴大勞務出口的渠道對中國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因為關注的中心是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第三產業。面對龐大的富余勞動力大軍，中國除了擴大勞務出口來創造就業機會外別無選擇。

　　中國的市場導向改革引致了分割農村和城市的人為屏障的崩潰。對中國而言，找到吸收剩余農村勞動力的出路是理想的而且必須的。面對近似無限量的勞動力剩余，中國必須在國際背景下解決這一問題。擴大勞動密集型生產和出口是中國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和提高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最佳選擇。換言之，中國將不得不繼續擴大其在勞動密集型的全球生產網絡的份額，將更多的勞務賣到世界市場。要做到這點，中國應該而且很有可能在可見的未來保持人民幣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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