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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曙光 來源：中國經營報
《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近期就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審了，從全民參與的大討論到有各方人士參加的聽證會的舉行，這次個稅改革與超級女聲一樣成為今年兩次“全民總動員”(盡管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中國改革初期有一個全民的共識，就是鄧小平同志總結出來的“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這種“共識”下人們集中精力先把生產搞上去。對于分配領域的共識就是允許(或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甚至在這一過程對出現的某種“不公平”也采取一種默認的態度。據聯合國開發署的統計：中國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社會收入總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占全社會總收入的50%。
生產與分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完整的過程，從注重生產發展開始，到有了一定物質基礎再調整社會分配方面的問題，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實際上，中國目前在社會分配領域里存在的問題遠不止在稅收是否平等方面。管理13億人口大國的總理要為一個普通民工討還工資，全國拖欠農民工工資最多時達一千億元。一次分配尚且如此，遑論二次分配？
應該肯定，這次個稅改革使中國經濟二次分配終于有了一個動態的調整程序。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中遇到了種種問題，其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經濟發展長期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高達78%。而美國經濟發展76%是靠國內消費，日本更是高達85%依靠國內消費。中國經濟近年來遇到的國際貿易爭端、能源、環境等種種問題，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未能走上以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建設長期存在著積累率過高的問題。“文革”剛結束時，當時主管經濟的李先念同志曾感慨：十年沒有漲工資，我們有這么好的人民。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家在財政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連續幾次給全國職工普調工資，極大地刺激了消費需求，帶動了經濟快速增長。
再來看我國近幾年的經濟結構，工資比例在GDP的比重太低。2000年到2004年，我國的財政收入4年翻了一番，從1.3萬億增長到2.6萬億元，而人們的工資收入在GDP的比例卻從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據國家信息中心分析，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居民收入的增速明顯慢于經濟增長。1990年～2004年，我國人均GDP年均增長8.3%，而城鎮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僅增長7.7%。在國有企業職工人數銳減的今天，國家除給公務員漲工資外幾乎沒有再進行一次分配調節的手段。而這次個稅改革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給2億職工“漲了工資”。所以說拉動內需，調整二次分配不失為一種舉措。
個稅改革的另一個意義就是喚醒人們完整的納稅意識。經過幾十年的經濟改革，我國的納稅主體已經從國有企業轉移到個人。而現在，人們對納稅的宣傳還多停留在納稅義務上(當然這方面也還宣傳得不夠)，對納稅人應有的權利宣傳很少。一方面是因為有關法律本身所致，相應的權利賦予得還不夠充分。如納稅記錄與個人征信之間的關系，退稅的權利，對稅款使用的監督等等；另一方面是人們對納稅人權利的理解還僅局限在納稅過程中權利的認識。現代社會的構成，實際上就是納稅人盡完稅義務并從國家使用稅款活動中獲得相應保障的過程。但現在，我國財政還承擔著重要的經濟建設任務。據報道，目前國民經濟GDP的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而世界上一般發展中國家稅負在18%～25%。而高達37960億元的國家實際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醫療衛生四類項目。
當然，從經濟建設型財政到社會保障型財政還需要一個過程。在最近黨中央討論的“十一五”規劃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可喜的變化。
個稅改革，從討論起征點(或稱扣除額)開始，1500元或是2000元甚至800元都是技術問題，但這意味著人們對社會經濟生活有了更深層的認識。當人們能從自身利益出發，對社會生活提出積極的建議時，才說明我們的社會進步真正開始了。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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