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充滿政治特色的施政報告

　　潘潔

　　曾蔭權在報名補選特首的時候，在他的職業一欄中填上了“政治家”一詞，當時引起了坊間不少的議論。就香港開埠以來，恐怕還沒有甚么人愿意，或者膽敢自稱是政治家的，雖然無論在代議政治發展前還是發展后，香港從來不缺搞政治的人。昨天，曾蔭權用自己的首份施政報告向大家證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家。

　　驟眼看去，施政報告中無處不是彌漫著政治氣味，比如——

　　“強政勵治取決于領導班子的政治能力。”

　　“作為行政長官，我要求自己是個稱職的政治領導者”；“營造一個有利于特區政府有效施政的政治環境和民意氛圍。”

　　“為了配合我對政治領導工作的專注，提高制度運作的效率，我授權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在政策統籌和協調上擔當重要角色。”

　　在短短的兩段話中，曾蔭權提到了五次“政治”。這不能不說是一份充滿政治色彩的施政報告了。

　　前特首董建華常常試圖避開政治，希望用經濟發展來取代政治，或者是化解政治紛爭，是以，關于政治兩個字，董先生總是比較避忌。董先生任上的七份施政報告，除了二零零三年以外，所有六份施政報告都以經濟開頭，民生為次，到了最后部分才談及有關政治或政制的問題，包括行政立法關系，加強管治，政制檢討等等。相反，昨天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一開篇，就大談提升管治能力，擴大行政會議和策略發展委員會，向區議會放權，加強長官辦公室的能力。涉及香港政治資源重新分配的篇幅占了施政報告四分之一的篇幅。

　　曾蔭權的政治，是將自己放在不敗之地的政治，而不是常人想的“加強行政和立法關系”，或是“加強政黨政治”之類的政治。曾蔭權說，他要做個政治領導者，他絲毫沒有糊弄人的意思。首先，三司十一局的問責制，由于授權給財政司和政務司兩位司長擔任政策統籌和協調的任務，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具有等級階梯的制度。一方面，兩位司長間隔了特首與其它局長的關系，特首可以抽身而出，去關注社會大局；一方面特首也加強了自己的超然性，可以加強自己的權威，變成名符其實的仲裁者。這個變動雖然看起來不起眼，但實際上操作起來，相信問責制就不會與董先生時代的問責制一個模樣了。

　　曾蔭權的第二個舉措，是加強特首辦公室與社會各政治力量之間的接觸，將所有的政治線索和政治資源抓在自己的手上。政治任命的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主管立法會、擴大了的行政會議、政治團體、及社會各界的聯絡；新設的常任秘書長負責內部聯絡，包括特首辦、政務司長辦公室、財政司長辦公室及各政府部門。如此一來，辦公室主任、常任秘書長以及新聞統籌員將把外部聯絡，內部聯絡和公關策略變成有機有序，有統一籌劃的統一體。這樣的特首辦公室將具體的政策事務交付出去，而自己則可以眼觀八方，胸懷四海了。

　　曾蔭權的第三個舉措是開放各種參政議政的渠道，吸納社會有識之士。這個舉措相信令許多有志參政者高興，但讓政黨憂慮。無他，如果年輕有為之士可以通過加入策略委員會，各種咨詢和法定組織，通過應聘新設的問責官員的政務助理，通過晉升區議會一展抱負，那么，參加選舉就不是唯一一條問鼎政治，攀升社會階梯的渠道。換句話說，政黨的角色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問責官員依然排除政黨人士的話)了，政黨在吸納新血方面恐怕要敗在政府的手下了。

　　這個開放渠道給社會年輕有為之士的舉措，也與施政報告中放權給區議會的決策，以及即將出臺的區議會納入選舉委員會的決策相呼應。這些舉措的總和，是要將香港的政治地區化，淡化純粹理念化的政治(如民主、自由)，將政治變成面包和奶油的政治。這，也是弱化目前聚焦在立法會政治的香港政黨的一個高明舉措。

　　曾蔭權的施政報告的另外兩個重要信息，是淡化政制事務局，弱化中央政策組。預計會納入政黨人士的百人策略委員會，將設置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三個專責小組。可以想見，策委會很可能變成公開的政治角力場所，而中央政策組則變成了這個龐然大物的秘書處。在特首辦加強了實力，具備自己的班子和策略，中央政策組輔助特首的角色也就變得更為邊緣了。而政制事務辦公室則在合并了粵港合作統籌小組，四個特區駐內地辦事處后，很可能淡出政制事務，變成了“兩地聯絡統籌局”，這，可能也反映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最后命運。

　　本來，人們對一個繼任特首的施政報告沒有太大的期望。過渡政府應該是個“守”的政府。但是，曾蔭權這份報告卻是比想象中更為豐富，更具有自己的特色，特別是政治特色。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發展與研究網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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