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波
蘭州發廊女茍麗被嫖客殺死，當地警方在清理其遺物時，發現她寫給丈夫的116篇深情日記和手折的1000多顆紙心。(10月13日《南方周末》)
“發廊女日記”事件過去有一段時間了，由于《南方周末》的報道，該事件再次成
為熱點，引發了不少精英人士的“人道情懷”。比如19日《南方都市報》上唐昊先生的《生于貧困的人生迫于出賣的年代》一文，在作者濃郁的人性關懷中，茍麗儼然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圣女化身，痛訴社會的不公。
這樣表述，并不意味著我鐵石心腸，茍麗之死，值得同情，再卑微的人，她的生命也是珍貴的。茍麗之所以有如此遭遇，有迫于無奈的社會原因，但其賣淫的事實，我覺得有必要做出理性的剖析，而不是不問青紅皂白濫施關愛。
在《南方周末》的報道中，我注意到這樣的描述：“一開始，茍麗找了份月薪300元的工作，陳小林找了份月薪350元的工作。夫妻倆算了筆賬，一年下來只能落下5000元左右。‘債什么時候才能還完啊？’發愁的茍麗曾經在半夜把陳小林推醒。”
夫妻倆月收入650元，這在西部地區應該可以維持生活，節省一些，還能略有盈余。但很明顯，茍麗不滿足于這種緩慢的財富積累方式，焦慮感使她渴望快速脫貧致富，在這種欲望的驅使下，她最終走上利用身體謀利的不歸路。也就是說，茍麗賣淫有著利益的驅動：苦少吃一些，錢賺得快一些容易一些。
經濟急速起飛的時代，每個人都有發展的焦慮與快速致富的沖動。這無可厚非，關鍵在于選擇什么樣的路徑，如何把握自己。而茍麗的悲劇，很大程度上在于選擇了一條她根本無法駕馭的灰色發展途徑。
也許有人會說，茍麗沒有文化，沒有啟動資金，除了出賣身體，她能干什么？我想說的是，景況和茍麗相似的底層女性何止千萬，她們中的大多數可以依靠勤勞與汗水度日，在堅忍中保持尊嚴，茍麗為什么不能？社會轉型期，體制不完善與經濟發展不協調，是造成茍麗等弱勢群體生活艱難，乃至悲劇的深層原因。因此，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社會是件很容易的事，但這樣做有什么意義？弱勢群體的悲劇除了制度原因外，個人真的就沒有可檢討之處？假如茍麗不那么急功近利，恪守傳統女性道德觀，是否可以遠離悲劇？
從馬加爵案、王斌余案，到“發廊女日記”事件，在為弱勢者代言成為時尚的今天，出現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苗頭———為弱勢者諱：一談及弱勢群體的遭遇與苦難，就全部是社會的不對，制度缺失、監管缺位、公德淪喪、人心冷漠，等等；至于弱勢群體本身在素質與道德上的缺陷與不足，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
這不是真正的人文關懷！弱勢群體除了物質的幫助，更需要人文素質的全面提升，懂得在尋求外力救濟同時，如何通過自我救濟與自我堅守，完善自己、強壯自己，從而改變自己。這些，被那些大唱人道贊歌的精英人士們忽視了。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