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昱：改革演變為強勢群體對弱勢者的財產掠奪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0月20日 15:12 《商務周刊》雜志

　　我們今天要警惕和反對的不是市場化改革——盡管市場確實有諸多失靈之處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與公共服務——而是強勢群體再以改革之名，將改革演變為對公財和私產的瓜分與掠奪；我們要認真探究的不是效率和公平哪一個優先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各群體都有公平的機會享受市場提高效率所帶來的福利

　　□文高昱

　　作為每年一次的慣例， 10月8日—11日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因其主要研究和審議關乎中國未來5年乃至更長久時期經濟與社會發展方向的“十一五”規劃，而引起國人和世人的高度關注。

　　根據全會公報對“

十一五”規劃的精神闡述，觀察人士普遍認為，作為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上任以來著手制訂的首部國家發展藍圖，“十一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是“尋找和諧”，即以“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五個統籌，重點關注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公平公正問題。

　　中國迄今27年的改革可以粗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9年之前，積貧的中國人在體制變革的推動下，透過還很狹小的市場之門，煥發出巨大的創造性，并由農村社會為起點，漸次延伸到城市經濟，以“承包”和“搞活”為特征的做大

蛋糕的改革途徑，讓中國各群體對改革有著巨大共識。1990年代早期，改革雖經歷了短暫的退潮，但1992年后卻以更猛烈的市場化實踐展開。在同期全球化的龐大力量沖擊和拉引下，被“發展就是硬道理”和“黑貓白貓”思想所解放的中國迅速脫離了舊的計劃體制，以空前開放的姿態匯入過去被認為屬于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但在中國改革的這第二階段，在以驚人速度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一次規模和速度更為驚人的瓜分蛋糕運動，也伴隨著舊秩序的崩潰在中國社會掀起。1990年代后期開始，對公有財富的瓜分和攫取，更進一步演變為強勢群體對弱勢者的財產掠奪。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然而與第一階段各階層都從“商品化改革”獲益不同，第二階段的改革在很多層面越來越走向零和游戲。新一屆領導集體坦承，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根據官方機構測算，中國東部最富的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差距擴大到10余倍，城鄉居民收入之比達到3.23:1，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則占到45%。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提供的數字更令人戰栗：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國大約有6000萬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被替代，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畝；7000萬股民在股市中的損失超過1.5萬億元；城市中1.5億人或失去或應得而未得到社會保障，整個社會的基尼系數達到0.53-0.54之間，城鄉差別達6倍之巨。

　　中國領導人已經密切注意到空前繁榮掩蓋下的發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的嚴重性，并意識到了它對社會生態及對代際問題的巨大危險。但更嚴重的問題在于，不僅社會結構已經產生深深的斷裂，民眾對改革的共識也在破裂。由于一些改革帶來的結果并非所宣稱的共贏，而是不合理的分肥和“合法”旗幟下的掠奪，是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再一次的利益最大化，是讓“沉默的大多數”再次承受改革的代價和遙無終期的陣痛。改革的某種合法性已經遭到利益被損害的弱勢者的質疑，他們不得不擔心改革意味著失業和下崗，意味著生活負擔的加重，改革——即使是那些被設計者設計得花團錦蔟、好似一舉十得的改革，在事實上再次成為掠奪他們利益的工具。近兩年，國企改制及教育、醫療衛生、土地制度的市場化改革所受到的廣泛批評乃至直截了當的否定，都是“改革恐懼癥”和民眾對改革這面神圣旗幟產生警惕的集中體現。

　　這是中國27年改革至今的最大挑戰——它面臨失去群眾基礎的危險。事實上，就在“十一五”即將到來之際，一場重新反思市場化改革的論戰正在底層民間和學術圈內展開。同近幾年對股市是“先治病再救命”還是“先救命再治病”的大論爭一樣，此次關于改革的論戰也有完全不同的兩種觀點，一些學者提出，需要將改革暫時擱置，因為改革可能引發更多的矛盾；另一些人則認為，矛盾越多越尖銳，越要求通過加快改革來加以解決。

　　2003年8月，本刊曾發表題為《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市場經濟》的封面故事，吳敬璉、錢穎一等學者也不斷強調，中國應走向法治下的好的市場經濟，而要防止權貴資本化的壞的市場經濟。事實上，市場和改革都本無好壞之別，但市場經濟改革的結果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好壞區分。我們今天要警惕和反對的不是市場化改革——盡管市場確實有諸多失靈之處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與公共服務——而是強勢群體再以改革之名，將改革演變為對公財和私產的瓜分與掠奪；我們要認真探究的不是效率和公平哪一個優先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各群體都有公平的機會享受市場提高效率所帶來的福利。

　　我們亟需建立這樣的改革共識，即改革的惟一目的是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新體制，這個新體制不僅是為了增長和發展，更是為了社會的進步、和諧與共享幸福。而要建立這樣的新體制，重新喚起民眾對改革的熱情與信任，則必須用一種相對公平的方式。它意味著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資源分配方面設立多方利益主體公平博弈的機制，使13億國人“共同參與發展的機會，共同提高發展的能力，共同促進發展的水平，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有了這樣的共識，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和諧改革，才能找到強大的驅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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