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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本強
農民工討薪近年來頻頻見諸媒體報道，已經快成為人們見怪不怪、剩不下多少新鮮性的新聞了。國家對直接侵害農民工切身利益的拖欠工資現象，雖采取多種措施積極清欠，但困難重重。在勢單力薄的個體討薪屢屢受挫之后，“聚眾圍堵”，發揮“集體的力量”就成為一些農民工的討薪新招。
應當承認，“聚眾圍堵”的極端討薪行為是欠缺理性的，但我們苛責這種做法時，更應該思考為什么討薪這種再平常不過的要求卻得如此“興師動眾”？其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只有這樣，才能引導和促使農民工理性維權。
時下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現象仍然普遍，討薪難成為社會熱點。遺憾的是，盡管國家設置了法院、仲裁、調解等各種糾紛解決機構，配備了一整套十分精致的權力救濟制度，但由于司法維權的成本過高，耗時太長，維權的程序繁瑣復雜，執行難等現實存在的問題使維權的實效性不高，農民工向這些機構尋求救濟的積極性不高。
在飽嘗了個體尋求利益保護屢遭失敗的無奈后，部分農民工開始嘗試著組織起來，聚眾圍堵就是組織方式之一。盡管已經僭越了合法的界限，但對民工而言，它的確卓有成效。
當前地方政府多以“招商引資”為壓倒一切的重任，決策取向的天平多向投資方傾斜，而行政主導型體制又會將這種態度傳遞給司法等糾紛解決機構，農民工在這一博弈中明顯處于劣勢。然而，一旦農民工集合起來，以群體的力量給政府施加壓力，政府期望迅速結束“事件”以維持穩定局面，往往會出面承諾并督促欠薪方支付拖欠工資。因此，“聚眾圍堵”的內在邏輯在于組織起來以切實維權。
確實，勞動爭議中，雇主往往作為團體而存在，被雇傭者多為背井離鄉的個人，這就構成一種組織性歧視。農民工這種?span class=yqlink> 郵票居νüせ岬靡云膠狻８?992年制定的《工會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組織應當“依照工會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但十多年來，工會形同虛設，始終處于附庸地位，甚至有些民營企業根本沒有成立工會組織，這種狀況導致農民工幾乎淪為毫無話語權的“沉默的大多數”。因為缺乏社團的幫助，他們不得不以原始的方式自發組織起來，但這種過激的維權方式缺乏制度規范，已經逾越了法律所允許的界限。
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各級各類企業的工會組織，由工會這一體制內組織充當農民工的組織和利益代言人，以充分表達他們的聲音，從而引起關注并保障其權益，最終將農民工的維權途徑納入規范化軌道，從根本上避免“聚眾圍堵”成為討薪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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