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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首席評論員 李巨微
10月18日，新華社受權播發《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建議》強調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難點在農村和西部地區”，要求“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繼續在經濟政策、資金投入和產業發展等方面，加
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
顯而易見，就“矛盾凸現期”日益尖銳的諸多問題而論，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發展失衡是直接成因。化解這些矛盾，必須采取有力舉措，首先遏制差距進一步擴大，促進農村和欠發達地區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速度進步，進而逐步實現國內經濟社會整體協調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為主線，《建議》所框定的公共資源與政策供應傾斜原則無疑是正確的。
逐步解決發展失衡問題受益者不僅是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上海及長三角等相對發達地區和公眾同樣是受益者，不同的不過是方式而已。依據國際通用的發展指標衡量，中國區域不平衡問題已經超出了警戒線。來自世界銀行的一個結論是：上海市的發展水平相當于歐洲國家葡萄牙，而西部某省則相當于非洲的落后國家。一個國家內部存在如此大反差的狀況肯定是需要改進的。例如，于人群之間，長三角、珠三角等制造業密集地匯聚著數千萬農民工，由于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撐家庭，他們留在老家的孩子形成了總數超過2000萬的“留守兒童”群落———對勞動力輸入地而言，這一社會問題的直接影響眼下尚未顯現，但長期沖擊無法忽視。
公眾清醒認識解決發展差距迫切性有利于達成公有資源傾斜性安排的共識。我們認為，《建議》規定了今后公有資源安排原則精神，但它需要具體地落實到“十一五”規劃相關事項的制定之中。《建議》原則精神是否落到實處，關鍵又要看是否對政府財政支出作出重大改變。具體而言就是，在過去年度財政支出上，用于最終轉化為國有企業資產的項目投資資金多達數千億元，占有較大比例。只有對它們進行大幅壓縮，轉而用于農村農業、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及對欠發達地區轉移支付，方體現了《建議》精神。
首先以既有稅收支付化解發展失衡成本，將得到相對發達地區及人群擁護。科學、合理的公共財政以支撐公共品為邊界。《建議》提出要“合理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于完善市場經濟體系背景下，政府作為投資主體，如對一些行業、項目非投資不可，也應該通過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取得融資，直接動用財政資金的傳統做法本身需要加以改革。即使是政府為投資主體在欠發達地區投資項目，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看，負效應也是大于總效應的。政府項目投資通常存在與民爭利，最終落后地區的發展有賴市場主體的發育、壯大。而加大在基礎教育等社會事業上直接投入，幫助農村人口提高能力，已是世界范圍有效解決發展問題的經驗。
讓更多財政資金直接注入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同時，還需要對國債資金做出類似安排。至今，主要由相對發達地區公眾購買的國債高比例用于項目投資，財政政策在國債資金投向的安排上同樣應做出向西部和農村傾斜調整。
政府資金直接投入在前，并通過貼補投資回報率低于社會投資平均回報率部分的方式，調動其他社會資源配置，多管齊下，長此以往，有望收獲“溢出效應”。
以“改革促發展”系中國經濟社會下一步發展的整體趨勢。化解發展失衡首先屬于一個改革課題。近日世界銀行新任行長沃爾福威茨訪華，有外國記者問及中國已成功發射神舟六號宇宙飛船，擁有外匯儲備超過7000億美元，為什么世界銀行要繼續幫助中國呢？沃爾福威茨回答：中國至今尚有15億人沒有脫貧。發展不平衡系中國的現實，解決問題自然還要靠中國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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