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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在10月18日晚間的“中國資本市場論壇”作主旨發言時，周小川指出，近幾年來，中國居民儲蓄率以每年0.5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進而表示不希望居民儲蓄率繼續提升，否則將可能外溢到其他國家，成為其他國家的發展資金。我們真的儲蓄得太多了嗎？從數字來看或許是這樣。
可是，如果中國的儲蓄率一旦大幅降下來，后果可能更加令人擔心。要分析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點兒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從國民收入衡等式的角度來看，假如只考慮家庭和企業這兩個部門，那么儲蓄應該與投資大致相等；其次，如果加入貿易部門，儲蓄就等于投資加上凈出口。
首先，就第一種情況而言，中國的高儲蓄同高投資顯然是相匹配的。就在最近，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警告說：如果在增長模式不變的情況下，保持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極大的投資量，到2024年，那么，我國投資將占GDP的55%。這個警告并不意外，實際上，中國社科院近日出爐的《2005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秋季報告》預測，由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持續明顯快于GDP增長，致使2005年總投資已經占到GDP總值的55%，接近60%的水平。
這樣看來，中國的儲蓄率雖然驚人，但投資率更加“駭人聽聞”。而就目前而言，在經濟增長方式實現有效轉變之前，這種高投資率對于支撐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就有著關鍵意義；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經濟增長的任務高于一切，因為，經濟增長一旦進入下降通道，一系列重大問題將會接踵而來。可是，如果沒有高儲蓄率，高投資能夠得到保證嗎？
其次，如果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我國的高儲蓄率也可以從日益累積的貿易順差這里得到解釋。目前我們有769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這種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必然會帶來內部經濟一定程度的失衡，并具體表現為儲蓄率的居高不下。
因此，從國民收入核算的角度，高儲蓄率是自然的。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們寧可看到高儲蓄率持續下去。關于儲蓄對經濟發展的極端重要性，早在1954年，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就指出：“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是要理解一個社會由原先儲蓄和投資還不到4%~5%轉變為自愿儲蓄達到國民收入12%~15%以上這個過程。”僅就儲蓄率這點來說，這位發展經濟學的奠基者可能會對中國經濟打上100分。
總之，高儲蓄率本身顯然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如何將儲蓄轉換為有效率的投資。現實地看，當前民營經濟基本被排斥在正規金融之外，在它的巨大融資需求得到滿足之前，我們很難得出儲蓄過多的結論。反過來，正是因為儲蓄——投資之間有效機制的斷裂，銀行才有“錢如何花”的尷尬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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