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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網訊 “加強全球合作：實現世界經濟的平衡有序發展”是剛剛在北京閉幕的第七屆G20部長級會議的主題。對這一主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主要表現是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國家對美國的貿易盈余；這種不平衡將導致世界經濟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并對世界繁榮產生嚴重威脅。
在西方發達國家對人民幣匯率政策施加壓力的背景下，拉托的表述很容易引起歧義，即人民幣匯率調整有助于解決全球經濟失衡。
筆者認為，拉托表述的全球經濟失衡源于“無規則”國際貨幣制度；因而，失衡問題的解決需要世界各國加強合作，協調國際經濟政策，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貨幣制度新秩序。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制度進入所謂“牙買加體系”時代。從本質上說，牙買加體系并沒有構筑一種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框架，它只是以國際協定的方式正式承認了各國在匯率方面的行動自由。在這一體系下，每個國家都有權自由選擇它意愿的匯率制度；一時間，國際貨幣制度陷入無規則甚至混亂狀態。在這種國際貨幣制度下，匯率長時期地大幅波動，并且不能用實體經濟的基本面來解釋。
面對匯率的劇烈波動，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強中央銀行干預來穩定匯率，并廣泛實行“釘住”某種貨幣或貨幣籃子的固定匯率制度。發展中國家青睞固定匯率制度源于貨幣錯配。“貨幣錯配”是指：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由美元和歐元(20世紀末以來)來承擔，這事實上將美、歐之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都“邊緣化”了。由于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并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
在相當長時期內，發展中國家的固定匯率制度較好地支持了自身的經濟發展。然而，20世紀90年代下半葉以來，發展中國家連續發生了發端于固定匯率制度崩潰的金融危機。接連不斷的金融危機表明，在金融全球化逐步深化的背景下，在各國逐步實行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由于國際投機資本規模異常龐大，發展中國家要想維持固定匯率制度，就需要采取新的政策組合。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中，在處理外部平衡方面，已經逐漸形成了“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公開宣布的浮動匯率制與對匯率的頻繁干預相結合)與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同時并存的新的政策組合。為獲取高額外匯儲備，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謀求經常項目順差；與此同時，在儲蓄率低下的背景下，美國動用國際貨幣發行國特權，在世界范圍大量舉債來維持貿易逆差；兩者一經結合，拉托表述的全球經濟失衡現象就發生了。
上述機制表明，健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體系、改革國際資本流動體制、提高美國的儲蓄率，是全球經濟恢復平衡的三大要素。從這一角度看，人民幣匯率調整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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