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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來，一個嶄新的字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頻頻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引起了廣泛關注。特別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十一五”規劃建議中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后，人們的目光似乎又一次聚焦在了農村。
實際上，世界上許多國家在工業化有了一定發展之后都采取了工業支持農業，城市
支持農村的發展戰略。特別是韓國的新村運動，取得了很好的預期效果，成為不少國家學習和借鑒的典范。上世紀60年代，在重點扶持產業發展和擴大出口政策的作用下，韓國工業獲得了快速發展。然而，在其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同時卻引發了城鄉之間發展嚴重失衡、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韓國搞起了新村運動。通過韓國政府長期不懈的努力，在最近30多年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實現了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這為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經濟長足發展創造了條件。
從我國來看，目前城鄉發展、區域發展失衡的程度可能更為嚴峻。特別是我國當前正處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關鍵時期，國際經驗表明，這一時期既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期，也是社會矛盾集中涌現的凸顯期，各種社會矛盾處理好了，就會迅速躋身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矛盾化解不了，就有可能走上拉美國家經濟停滯、社會動蕩的老路。
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重大戰略性舉措的實施正當其時，關系經濟發展全局。具體看，新農村建設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契機。“三農”問題歸根結底是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現代化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核心又是農民增收問題。
新農村建設為農民增加貨幣化收入提供了機會。在新農村建設中，如果國家的投資、農民的投資在建設新農村的同時能夠盡可能多的留在農村，成為鄉鎮企業的收入，成為農民工的工資性收入，那么農村、農民的資本積累就有了實現的途徑，農村的發展、農民的致富就有了基礎。
目前，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采用新技術、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就業之間的關系問題。城鎮就業的最大壓力不是來自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城鎮人口和高校畢業生，而是更多地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個時候在全國范圍進行新農村建設，無疑會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自愿留在農村參與新村建設，從而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非農化或多元化創造了條件，這也就極大地緩解了城鎮就業壓力，使新型工業化不會因就業壓力問題而重新走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老路上去。
1971年，韓國新村運動剛開始時，全國80%以上的農舍都是茅草屋，為改善農村居住環境，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頭、地方出中頭、農民出小頭”的建房政策，事后據官方不完全估計，政府850萬美元的項目總投資大約導致了2500萬美元的社會產出，即最終產出是初始投入的近3倍。如果我國的新農村建設能夠走上“政府投資加農村居民投資帶動GDP增長，從而帶動城鄉居民收入和國家稅收收入增加，進而帶動政府和農村居民投資進一步增加，又引發GDP進一步增長”的良性循環，那么新農村建設將對整個經濟增長產生循環拉動效應。
□李飛(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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