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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愚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總規模已達20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了19%。昨天，教育部部長周濟在2005年亞洲教育北京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我國還將繼續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到2020年實現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0%的目標。(10月16日《北京晨報》)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亦即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與規定年齡組人口數的比率，通常被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近年來，我國許多城市都在高教毛入學率增長問題上明爭暗賽。據媒體報道，上海現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55%，居全國之首，北京與天津也超過了50%，如今各地又開始制訂自己的目標———江蘇要在2010年高教毛入學率達到40%，這不，教育部也就毛入學率提出了2020年的宏偉目標。
制訂超前規劃教育目標的利弊暫且不說，一個簡單的道理是，高教毛入學率不是一個孤立體，如果沒有經濟、法治、社會保障等綜合條件跟進的話，其推進效果便會大打折扣，甚至南轅北轍。特別在各地盲目攀比的氛圍中，靠行政力量的推動，一方面可能會造成弄虛作假的泛濫，另一方面，其隱性成本很可能會使我國的高等教育蒙受災難。
眾所周知的一項隱性成本是：不顧公共財政現狀的“大躍進”造成的教育不公。在我國公共財政制度尚不完善，公共教育經費也不充足，大規模發展高等教育，發達地區或許尚能支撐，貧困地區只有捉襟見肘。硬著頭皮的盲目攀比中，只能使既有的教育不公雪上加霜。
毛入學率增長的隱性成本還有高等教育的低質量化。在高等教育培養模式上，許多發達國家采取的是“寬進嚴出”制度，這樣便保證了高等教育大眾化與高質化的同步。同時，一條完善的產學研機制，能使高教與社會自然完成銜接。而我國目前通過擴招的方式在學習發達國家“寬進”的同時，而忽略了“嚴出”，這必然導致高教質量的下降。
由于這些隱性成本是比較難以計量的，所以還沒有被教育部門及監管機構重視。一方面，毛入學率增長背后隱性成本的承擔者是學生，是社會，而不是教育及管理部門；另一方面，毛入學率的高低代表著行政部門的政績，它們能從中獲益卻無須承擔成本。
從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追逐當中，我們看到了各級教育部門的浮躁。瑞士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在發達國家中屬于最低的國家，但卻是人均GNP最高的國家之一，俄羅斯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在1985年就達到54.3%，但人們的經濟與生活水平卻相形見絀。可見，高等教育要想獲得發展，必須摒棄玩“數字游戲”的陋習，從提高教育質量、優化教育資源、消除教育不公、防止教育尋租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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