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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觀察之郭巍青專欄
截至9月29日，貴州、內蒙古等11省(區)統計的數據，主動登記入股煤礦的政府官員數字已達826人。此前有媒體報道過，在國務院規定的撤資期限的最后一天，即9月22日，內蒙古沒有一個官員登記撤資。因此新消息說，內蒙古有100多位官員和國企負責人主動撤資600萬元，這就使得撤資問題再次引起公眾關注。
不過，有多少官員撤資多少錢，這種消息是典型的“無價值信息”。意思是說，沒有任何價值標準可以幫助人們判斷，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我們應該高興還是應該生氣。該撤資的官員都撤了嗎？全額撤資還是部分撤資？是嚴格管理見效了，還是純粹作秀？沒有任何線索幫助人們解開這些疑問。事情更像是主管部門的一場“名譽保衛戰”:撤資規定已經白紙黑字擺在那里，總算是有官員撤資了。但是這樣保衛的名譽已經打了折扣。國務院規定的撤資期限是9月22日，而現在的統計又成了“截至9月29日”，那么9月22日這個截止日期還算不算數呢？只怕撤資問題最終還要變成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吧。
有多少政策雖經反復強調、層層開會、乃至領導“憤怒指出”之后仍然執行不下去的？又有多少政策在執行中被扭曲、被肢解、被懸空、被拖延的？細數起來恐怕太多了。這說明，政策執行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利益糾纏與多方博弈的過程。
根據博弈論可以知道，博弈的結果取決于博弈各方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從根本上決定了各方怎樣計算自己的損益。“官方”與“煤方”勾結，一定是覺得勾結比不勾結的利益大。要改變這種利益計算，方法之一是加上另一種制度，比如監督，比如一票否決。這是為了加大勾結的成本，直到被監督者覺得不勾結比勾結的利益大為止。
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制度都有成本。監督要有效，必須保證對違規者的懲罰不錯不漏不空，就是不能錯罰，不能漏罰，所有的懲罰必須動真的。這一切都需要成本，比如建立極為周密的監控系統。這樣的成本有可能大到連監督者都覺得花不起或不值得的地步。單純從制度成本來看，結論其實很簡單，與其花錢建立這種監督系統，折騰什么官員撤資，不如將這筆錢直接用到礦井下安裝瓦斯探頭之類。須知，中國煤礦的安全生產欠賬巨大，愁的就是沒有錢。
小小一個讓官員撤資的規定都執行得不倫不類，證明我們在安全生產問題上政策思路錯誤，制度安排不良，資源浪費巨大。本來礦難是一個并不復雜的生產管理問題，后來變成了腐敗問題，后來變成了監督問題，后來變成了危機應對問題，后來變成了撤資問題，后來變成了怎么撤資問題……在越來越嚴厲的“語詞”下，實際上的管理無窮倒退，無限花錢，卻離初始問題越來越遠。在我們為制度的復雜性焦頭爛額爭論不休之際，千千萬萬的礦工天天朝不安全的礦井走下去，時刻冒著礦難和死亡的危險。
讓我們重新回到起點，重新回到最簡單的解決問題的常識上面來。這就是，為礦井安裝必要、足夠和先進的安全設施，把歷史欠賬全部補回。所有的政策必須突出一個簡單而清晰的目標，就是增強礦井的安全設備，缺什么補什么。這樣做當然也要依靠一種力量和制度安排，而最低成本的力量，就是礦工自己。礦工是天然的安全監督者，他們要安全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本能。在以往歷次礦難中，我們聽到官員的聲音，礦主的聲音，唯獨聽不到礦工的聲音。在安全生產這個復雜的利益糾結中，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用自己的硬權力或軟權力說話，只有礦工無法說話。他們只能用死亡數字說話，用留在安全帽上的遺言說話。有誰想過，礦工不說話，正是礦難頻發的根本原因之一？
讓礦工說話，不安全不下井。讓礦工監督，安全設施是否配齊。讓礦工揭發，誰拿礦工性命賭博。或許說，礦工文化素質低，流動性大，安全意識差。這都是事實。但是只要我們真心依賴礦工，那么接下來要做的最實際的事情就是提高礦工的素質。在現代社會學、教育學、政治學中，這叫做“為公眾充權”(empowerment of the public)。停止那些浪費而無效的“監督”游戲，把資源節省下來，把錢用于讓礦工們接受教育和培訓，讓他們知悉自己的權利和相關信息，讓他們有組織起來與不安全的生產環境做斗爭的權利和能力，這應該是我們最基本的安全生產政策和相應的財政安排。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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